“80后”写作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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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似乎一个瞬间，升级、换代、提速等数字化时代的语词已经支配了当下人们的生活节奏与生存方式。例如在文化界，“1960年代”刚刚进入中年写作时期、“1970年代”还立足未稳，一群挂在BBS上的1980年代的一代写手便以强行占领市场的策略而登陆文坛。他们的作品从一开始就一路飙升，以此逼迫中国文化界正视他们的存在。（注：2004年11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承办了“走近80后”学术研讨会。这是学术界第一次正式直面并回应80后写作现象。）<br />　　<br />　　一、“新概念作文大赛”与“80后”混杂的代际清理<br />　　<br />　　无论1999年伊始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注：1999年初，以面向青年读者为主的文学刊物——上海《萌芽》杂志刊出征文启事，称由其发起，联合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七所高校（2000年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山东大学退出，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加入，第三届时，中山大学加入），共同举办一次面向30岁以下青少年的全国范围内作文大赛，冠之以“新概念”。）日后是否将陷入新的模式化写作的尴尬之境，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它是“80后”集体诞生的起始性事件。或者说，“80后”在本世纪初被集体催生与1990年代末期新意识形态下中国知识分子与《萌芽》杂志社联手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有着内在性关联。（注：大赛提出了堪称经典的三条方针，在当时的基础作文教育看来无疑是一个另类：“新思维”———创造性、发散型思维，打破旧观念、旧规范的束缚，打破僵化保守，无拘无束；“新表达”———不受题材、体裁限制，使用属于自己的充满个性的语言，反对套话，反对千人一面、众口一辞；“真体验”———真实、真切、真诚、真挚地关注、感受、体察生活。在王蒙、叶辛、余华、方方、叶兆言等一些著名作家和部分国内知名高校学者的评选下，一批批虽带着现行基础教育印记，却闪烁着“求真求新、自由生动”文风的青少年被“新概念”挖掘出来。）由于“新概念作文大赛”所倡导的新的作文观念，少年生命里长期以来被禁锢的语文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曹文轩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倡导者日后一语道破：“能将小说写到这个份上，你应当对这个时代感恩戴德。因为这是一个语文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的年代。那么多人付出努力，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语文革命，这些孩子的原创力没有被太多污染，能够无拘无束地去感应这个世界，又能无拘无束地叙述这个世界。”（注：李俊兰：《文学盛宴还是写作秀场 不容忽视的80后写作》，北京青年报，2004年11月25日。）但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这一革命性目标并未被“80后”所深切理解。对于少年参赛者而言，有比“新概念作文”的革命性目标更具刺激的超强诱惑力：“新概念作文大赛”不仅改变了一本刊物的命运——《萌芽》杂志的发行量由1995年的1.1万份增加到10万份，而且拯救了在现行教育模式压迫下的少年的命运，至少为部分不适宜于现行模式化教育的有才情的少年提供了别一条通向梦想之路——许多学生因为一篇获奖作文，绕过了高考的独木桥而直接进入北大、复旦等名校。不过，这并不是说：“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革命性目标被少年们彻底忽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唤醒的少年一经通过写作感受到解放的快乐，便将这场语文革命所寄予的“解放语文生产力”的革命性目标渐渐化为了一种自觉的行动。所以，虽然“新概念作文大赛”从第三届起，由于诸种原因，免试上大学的政策已经取消，但参赛者仍有增无减，以至日渐汇合为一种文化现象。<br />　　“80后”写作现象的前身是“低龄化”写作现象（注：参见笔者的《“低龄化写作”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的颠覆》，《文艺报》2002年3月5日。）。“低龄化”的身份既是少年写作获得文化界关爱的原因，也是博得市场青睐的卖点。但事实上，少年写作在中外文学史上一直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老话题。王勃六岁就善文辞；骆宾王七岁时写出《咏鹅》；曹植十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冰心还是十九岁的女大学生时就写出了《斯人独憔悴》；歌德二十三岁仅用四个星期，就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爱情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所以，“低龄化”虽然是少年写作的徽记，但并不是少年们可以撒娇的资本，更不代表“80后”的独异性。“80后”写作的独异性，即“80后”写作应该放置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之中加以考察。<br />　　进一步说，1999年至2004年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虽然出炉了“80后”写手，但并没有为“80后”提供确定性的文学写作基点。“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确有着革命性目标，但并不意味着它对现行教育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它只是对现行教育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进行体制内的部分修补。这种调和的选择，当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姑且不说当今中国现行教育模式有诸多现实必要性，单说199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告别革命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概念作文大赛”与其说是一次革命，不如说是一次改良。它只是为那些不可模仿的“天才”少年闪出一条道路，而不是否决现行教育模式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成功恰在于：它在批判现行教育模式的同时亦在以一种新的方式与新意识形态进行合作。这意味着“新概念作文大赛”一开始就为自己设计了一条进退自如的两全之路：一方面“新概念作文大赛”可以通过对现行教育模式的质疑而提高全民族的写作质量进而提升全民族的生存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萌芽》杂志的热销而改变以往写作与市场相脱离的传统观念。这样，“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革命性目标并不是一个确定性的所指，而是一个随着新意识形态不断调整、滑动的话语。<br />　　比较而言，1999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有着较为确定性的所指——诘问现行教育模式对于少年丰富的心灵的压迫。这也是“80后” 元老级人物韩寒在1999年、2000年两届一等奖获得者——许思窈、刘莉娜、宋静茹、刘嘉俊、徐敏霞、陈佳勇、周嘉宁等少男少女之中格外凸显的原因。换言之，韩寒的参赛作品《杯中窥人》虽然表现了一种奇异的创造力而获得评委们的惊叹，但真正形成“韩寒现象”则源自一篇痛陈现行教育模式弊端的檄文《穿着棉袄洗澡》。其中一段话语暗合了“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背后话语：“我以为现在中国的教育越改革越奇怪了。仿佛中国真的紧缺全才，要培养出的人能今天造出一枚导弹，明天就此导弹写一篇长篇并获茅盾文学奖，后天亲自将其译成八国文字在全世界发行似的。假如真有这种人，我宁愿去尝他导弹的滋味。全面发展导致的结果可能是全面平庸。”正是这种反叛精神中所蕴涵的少年的独立思考品格，才获得中国文化界、知识界的肯定和欣赏。其实，在1999年、2000年的第一届、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并非只有韩寒写作的一种路数。许思窈的《斑斓一季》看似散漫的语言传达出灵动之风，微妙的心理总在拿捏分寸之间，情感有种懂得克制的美；宋静茹的笔下既有女孩子的敏感与细腻，更有超乎女孩子的深邃与尖锐；周嘉宁的文字干净而清丽，带着一丝迷离和飘逸，对细节有着特殊的敏感。即使日后被文化界所呼唤的阳光写作在那个时段也并不缺失：1997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小布老虎青春丛书出版了16岁少女的许佳《我爱阳光》，语言生机勃勃，晓畅明亮，就像少女站在晴朗的蓝天下嘹亮高歌。但是，这些风格虽不游离“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旨归，但也没有切中它的背后话语。后来，这些“80后”几乎全部被名校所接纳：许思窈进入了中央戏剧学院；宋静茹被天津南开大学破格录取后，曾被评为校际三好学生；周嘉宁在复旦大学文科基地班开始了新生活；陈佳勇如愿以尝地进入了北京大学……。此外，刘嘉俊是个特例。（注：刘嘉俊，保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基地班，可是还不到两年，他就决定休学一年，专心社会工作与文学创作。休学原因：缺课率实在太高，期末考试无法参加。得奖之后，刘嘉俊的曝光率仅次于韩寒。先是当上《萌芽》刊中刊《惊奇》的主编，而后担任正刊的小说发稿编辑，其后又加盟中学生网站ASWECAN，接着与同为新概念获奖者的陶磊合著小说《高三史记》。）只有韩寒在目睹了同时出道的“80后”纷纷被教育体制接纳后，被迫走上了一条在市场打拼的道路。或者说，韩寒被迫选择了市场为他定作的“另类”少年形象。《三重门》被不断再版，其中原因固然缘于“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们发现的目光，但更来自商家的炒作和赢利目的——商家看准了炮轰现行教育模式的卖点。而且，商家继续打造《零下一度》、《2003》、《长安乱》等反叛系列，让韩寒的才情无度地消费。结果，“韩寒现象”所带来的对现行教育模式的反叛不仅没有为现行应试教育模式提供任何建设性的举措，反而还在少年之间产生了相当规模的负面效应。尤其，“80后”写手如春树、李海洋等的小说沿袭“韩寒现象”并将反叛现行教育模式的写作升级为不羁少年的“残酷青春”写作。这让中国文化界、知识界<br />　　忧心忡忡。对此，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大学教育主张个性的张扬，但中学阶段教育不应只侧重于某个方面。……倘若来萌芽学校就读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是瞄准韩寒式人才、瞄准作家之路的话，那么更是不足取”。（注：王骥飞：《&lt;萌芽&gt;办学将新概念进行到底？》《南方周末》2002年9月06日。）<br />　　于是，在第一届、第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之后，学院知识分子试图消除“韩寒现象”所引发的对于“新概念作文大赛”导向的误解。《萌芽》主编赵长天明确澄清“新概念作文大赛”只是对现行教育模式的纠偏：“现在有人觉得我们是在培养文科偏科生，我觉得不是我们培养偏科生，而是整个教育现在自身存在着重理轻文的偏向，我们是纠这种偏。”“可能我的理想主义色彩还是很浓的，但我们也不想在教育界扮演一个异类的角色。我们在做的事情，只是教育整个链条中的一环，上面的和下面的如果扣不住，这个学校等于没有办。”（注：王骥飞：《&lt;萌芽&gt;办学将新概念进行到底？》《南方周末》2002年9月06日。）显然，“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革命性目标刚刚确立，就被悄悄地追加上了限定的注释。不过，这倒符合“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现实目标：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实验，让《萌芽》摆脱文学期刊在市场冲击下的危机。这样，在2001年、2002年第三届、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忧伤少年郭敬明被“新概念作文大赛”隆重推出。或者说，“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苏了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忧伤的记忆。随着记忆的复苏，也复苏了少年生命中的疼痛与温暖以及少年对于语言的想像力，这给中国文化界、知识界带来了一种安慰和欣喜。与韩寒的直接反叛教育体制的锋芒毕现的文风相比，郭敬明的文字倾向于以温婉的方式逃离现行教育的压迫。但是，当郭敬明式的忧伤伴随着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的热销一道无限蔓延，当另一位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张悦然和被称为“陶瓷娃娃”的湖南易术、南京的叶子等将忧伤推向一种病态之呓语时，当第二届周嘉宁也沉湎于神秘的梦幻时，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声音由欣喜转为忧虑。一直不后悔为少年写手说好话的曹文轩对于少年写作也颇有微词：“他们的文章，秋意太重。”（注：曹文轩：《情感与厉志——中学生原创文学作品丛书·序》，海天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梁晓声则怀疑其痛苦的真实性：“秋意，真的？还是假的？还是按照市场行情来制作的？”（注：梁晓声在“走近80后”研讨会上的发言。）。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院知识分子这些诚挚的批评话语被市场过度的赞誉所淹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运作一条条取悦少年写手的成名之路。少年不再对“新概念作文大赛” 心怀敬意。“新概念作文大赛”对于少年参赛者而言，最多是一个提高人气的方式，或仅仅是“好玩”而已。<br />　　“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革命性目标已经退隐，但“80后”在市场的簇拥下呼之欲出。“80后”真正出炉的标志性事件是200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了郭敬明、苏德主编的《白衣飘飘的年代——有多少青春可以重来》、《我曾经是那样地企盼》这两部以小说为主的青少年作者文集。它们分为金童本、玉女本两本，分别选入12个男生和12个女生的文章。他们的名字是读者所熟悉的：除了 周嘉宁、许思窈、伊姗姗等“新概念族”，还汇合了苏德等网络青春写手。此外，也收入了全国十佳少年黄思路以及七十年代出生的下半身写作诗人李师江、美女作家棉棉等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聚集了混杂的理念和愿望。其中有对知识圣殿的吸纳；有校园里的绰约风情，有男女生寝室里的各种气味，如有充满烈士情怀或叛徒意味的爱情；有“小资”式的故做练达或忸怩作态，有“少年不知愁滋味”又强说愁的淡淡的伤感。但是，他（她）们集体地显示了多样化的才情并以挥霍才情的方式强行登陆市场，进而在事实上通过告别“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革命性目标的行动而实现“80后”的命名。至此，“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革命性成果已经被市场收割，其权威性也受到市场的挑战。文学“苗苗”已经被市场新秀所替代。这一切在瞬间里突如其来的变化显然超出了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逻辑判断，尽管他们策划“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初衷也有一种为《萌芽》救场的功用，可是无论怎么说，1990年代中国文化界、知识界共同坚守着一条不能突破的底线：“新概念作文大赛”应该为未来的中国文学培育后备役力量。这使得中国文化界、知识界陷入两难：究竟是漠视“80后”的存在，还是采取后滞的补救措施？事实上，他们只有一种选择：与市场争夺自己用希望、心力培育的少年写手。加上国外对于中国“另类”少女春树等的态度复杂的关注（注：2004年2月17日，春树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让中国文化界、知识界意识到“80后”写作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文化现象。中国文化界、知识界不再以“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评委们的身份俯瞰这些少年写手，而是力求寻找一种新型方式——监护人的身份出场。2004年马原主编了《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注：马原主编《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东方出版社中心，2004年5月第1版。），从中国当代文学承继与发展的前景出发推出了“80后”新锐写手李傻傻、张佳玮、胡坚、小饭、蒋峰，可谓期望殷殷。莫然惊叹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注：张悦然著《葵花走失在1890》，作家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中的想像力，可谓诚挚动人。尤其，白烨克服了既有的成见，热诚地为“80后”招新——彭扬、杨哲、余晓东、恭小兵等，可谓欣赏有嘉（注：白烨：《新的群体、新的气息》，见何睿、刘一寒主编的《我们，我们——80后盛宴·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终于，在诸多复杂文化因素合成的背景下，中国知识界、文化界与“80后”写手再度合作，只是这一次合作的备忘录是否各说各话？<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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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没有找到任何一种新形式替代“新概念作文大赛”前，“新概念作文大赛”照旧如例会如期举行。一批批“80后”写手依然兴高采烈地获奖、然后汇入市场的行列。只是随着“新概念作文大赛”目标的虚设，模式化的写作开始风行，如王蒙的批评：“新概念里头其实也包含着旧概念，有很多旧概念它是不可以改变的。譬如中国人讲修辞立其诚。就是说你，我们不管怎么修辞，我们的目的呢，是最诚恳的最如实的把这个东西讲出来。譬如我们说言为心声，譬如说我们主张言之有物，我们呢不主张呢这个无病呻吟。另外那个写文章呢我们也不主张用力太过，雕琢造作，这都是不不值得提倡的。”（注：王蒙作为评奖委员会主任在2004年1月19日下午、 上海青松城酒店，关于新概念作文第六届大赛颁奖上的讲话。）或许，这不仅仅是少年参赛者单方面的错？
<br />　　通过以上的梳理与分析，我想指出的是：从总体上看，“80后”的代际关系总是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目标纠缠在一起。“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理想目标与现实目标的起落消长决定了“80后”难以获得一个确定性的命名。“新概念作文大赛”只提供少年参赛时分的瞬间解放，至于大赛之后，少年将走向哪里，没有答案。由此，何谓“80后”？并不是一个整一性的精神实体，而是一个指代不清的命名。在不同的语境论述中，“80后”这同一个“能指”具有众多不同的“所指”，不同的意涵：少年、成长一族、未成年人、“独一代”等都可以松散地聚集在这一称谓之下。而且，“80后”并不一定是浮出水面之上的写手，更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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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二、无所不X的“后纯真”一代：从阐释学的立场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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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对于“80后”来说，似乎书写反叛与忧伤、冷漠与残酷才是他们的主流。因此，中国知识界、文化界不禁遗憾：少年作家有着与（他）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惊人的成熟。那么，中国知识界、文化界之所以感到震惊，是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于少年们假扮纯真的样子？或者“80后”真的纯真不再？
<br />　　的确，从韩寒到郭敬明、再到张悦然、周嘉宁、易术、李海洋、李傻傻，蒋峰，甚至到现年15岁的蒋方舟等都将成长的过程描写为一种特异的颠覆纯真的经历。不过，这与其说“80后”写手从此告别纯真，不如说“80后”写手在新意识形体下从此以颠覆纯真的形式开始追寻“后纯真”。何谓“后纯真”？“80后”写手陶磊在“后纯真宣言”中指出：“我们不是纯真的一代，我们是后纯真的一代，因为我们生活的年代已经不是纯真年代，而是后纯真年代。‘后纯真’不是‘反纯真’，不是污秽的代名词，而是曾经沧海的拔高与扬弃。我们不是纯真一代，但是我们从骨子里比你们任何人都想纯真，而且比你们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追求纯真，甚至可以说，我们才是真正纯真的代表。”（注：陶磊：《后纯真宣言》http://www.sina.com.cn 2003/01/27 15:09 新浪文化）在这段充满了矛盾与悖论的话语中，“曾经沧海”的比喻格外醒目但也令人费解。“80后”少年写手的心灵究竟经历了什么，决计不再按照以往的纯真价值体系塑造自己？“80后”一降生就生活在没有童话的童年里，乘着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超速的直通车进入了1990年代市场为中心的少年时期。在少年的生命里，激烈的应试竞争、网络游戏、市场经济的潮水以及作为独生子女所接受的系统知识的早期培养、开发……。这一切因素使得他们的少年与青春期没有界限。由此，“80后”不仅与生俱来地拥有一颗白日里最苍老的心灵，而且还因为他们比以往任何一代少年拥有更多的心理重负而将纯真视为肤浅，或者虚假。甚至可以说，“80后”不仅与成人世界难以沟通，而且与历届少年也存在着很深的隔膜。“80后”宁愿成为一张泛黄的可以随心所欲涂抹的纸张，也不愿成为接受他人画笔的洁白的空白。“灯光打过来/没有话筒我们自己掰/请摘掉过滤镜/这里拒绝肤浅/我们不戴面具也不穿制服/我们不充大人也不扮小孩/现在/大戏就要上演/戏名叫做《后纯真年代》/所有的虚伪将被扫/所有的铜臭将被抽干/台上和台下的座位都还没订满/想上就上来/您爱看就看后纯真年代的宣言。”这首“80后”诗歌可以大概传达“后纯真”的含义：“后纯真”是“80后”理想的生命形式与生活方式。它可以被表述为：天然的率真、自由的怀疑与绝对的自信。当然，事实上，在他们的写作中，常常不能区分天然与肆意，自由与本能，自信与自恋。
<br />　　“80后”对“后纯真”的追寻在其写作中始终讳莫如深。很多时候，“80后”的年少志高气盛更倾向于直接捣毁纯真的根基性建筑，即颠覆一切建构纯真的价值体系。只有一鼓作气地颠覆中国当代教育观所培育起来的关于纯真的价值体系，才会让“80后”一个爽字了得。于是，“80后”小说中，一个具有动词和名词双重属性的符号X以不同的能指存在着，并一致对立于纯真的价值体系。X的每一种指代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的方向暗中拆解着纯真的价值体系。概括说来，X是“80后”在反叛中国当代教育模式中所建构的纯真价值体系的旨归下的集体行动。X意味着80后以不同的方式对纯真的颠覆、消解、质疑、怀疑、否定、批判等等。它整体上代表了“80后”以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否定，具体来说，X代表各种不确定性的反抗方式，如“80后”写作的戏谑、忧伤、冷漠、残酷四种主要叙述风格。X以颠覆的形式书写着“后纯真”一代的生命形式和生活方式。
<br />　　“80后”对于纯真的颠覆应该从韩寒在《三重门》里选取戏谑的叙述风格开始。或者说，“80后”写作中X的最初行动就是以戏谑的叙述直接颠覆纯真价值体系的内核——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教育模式中的训导观念，尤其是伪师道尊严。在《三重门》中，韩寒将伪师道尊严作为戏谑对象。不给伪师道尊严留一点面子，是韩寒文字的快感之所在。如《三重门》对于钱政教处主任的描写：“近四十度的天气他穿一件长袖衬衫，打了领带，经此一奔波，衣服全湿湿地贴在肉上，成了身体的一部分。”肖像描写如漫画一样将人物灵魂的虚假、滑稽暴露无遗。《三重门》之后，反讽伪师道尊严仍然是韩寒小说的兴奋点。如韩寒近来江郎才尽之作的《长安乱》虽然转向了克隆武侠小说之列，但仍然情不自禁地拿伪师道开涮。“日复一日都是这样，可是我却要过院外的日子。少林对我的看管很严，我去什么地方都有人跟随，而且都是很多人。其实他们做的任何事情出的任何招式我都看得一清二，我只是要出去玩一会罢了，自然会回来。”（韩寒《长安乱》）这段描写无法掩饰出“80后”对于训导式教育的戏谑，表明：韩寒对于伪师道尊严依然耿耿于怀。而且，《长安乱》通过搞笑式的后现代主义的戏谑式叙述，为纯真价值体系寻找到了颠覆的依据：少年主人公释然，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生长在无忧无虑的童年旷野上的纯真少年，正如师父赐予他的名字，包含着许多说不清的含义。“我出生未知，父母不详，却不知为何有一个师父。我从小受困，四面高墙，一样不知为何。我懂事的时候命运安排我目睹武林中最浩大的一场比武。”虽然一生下来就没有父母的管教，但还是必须生活在师傅的教导之下。即使逃离了高墙，那把师父让携带的神秘宝剑还是将少年囚禁在自由之外。不过，韩寒并没有因此和教育过不去，更没有如后来媒体和“韩迷”们所夸大的那样要反叛整个教育。韩寒只是不喜欢教育，如韩寒对网友所说：“我并没有对抗，只是把该说的说出来而已”。（注：作家韩寒作客新浪网嘉宾聊天室实录，http://www.sina.com.cn 2001/12/21 18:28 新浪文化）或者说，韩寒只是不能实现自己的“后纯真”的生命形式、生活方式与现行教育模式相调和。他无力改变教育的训导——对素质教育韩寒早已不抱希望，但也无计让教育驯服自己，仅此而已。后来，同是反叛现行教育模式，后来的“80后”写手春树、李海洋等走得更加大胆。他们已经将戏谑的叙述升级为残酷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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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寒以戏谑的叙述风格直接颠覆纯真价值体系的内核之后，郭敬明则选取了隐忍的方式质疑纯真价值体系中成人对于少年的一个假象性的判断：少年是一个透明的、充满阳光的纯真的生命存在。或者说，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写作中X的行动就是以忧伤的叙述风格隐在地消解纯真价值体系的一个关键词：阳光。但是，郭敬明等“80后”似乎并不是真的放逐纯真，而是相反，他们常常在夜半与星星一道无奈地怀念往日少年的纯真。然而，白日的阳光一旦降临，他们又开始作别永不回返的纯真：“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我诚实，我不说谎。但如果有天你在街上碰见一个仰望天空的孩子，那一定不是我。因为我仰望天空的时候，没人看见。”（《爱与痛的边缘》）这使得他们陷入难以自拔的忧伤。个中滋味或许只有“80后”才能体会：“并不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只是惋惜一种东西的丢失，它不是突然之间蒸发不见，而是在从指尖慢慢流淌消逝。它的名字，也许叫做纯真。”（注：陶磊：《后纯真宣言》http://www.sina.com.cn 2003/01/27 15:09 新浪文化）这样，从郭敬明的第一部小说《爱与痛的边缘》开始，一种特异的忧伤便浓浓地溢出。即使身在《幻城》之中，忧伤也还是如漫天的雪花一样悄然落下、融化又飞扬。主人公卡索一出生就居住在连梦境也被浸染上忧伤的幻雪帝国。它隐喻了郭敬明等“80后”所追寻的“后纯真”生命形式：他们注定了被生命中两种梦境——自由的梦境和王者的梦境所缠绕。他们追寻自由但选择了王冠，而一经拥有了王冠却又注定了追忆被王冠埋葬的纯真。“我喜欢火焰的放肆和破裂，因为我可以焚烧一切的枷锁，我是整个大地的王，而我哥，却是我心理的神，惟一的神。我想让他自由，哪怕牺牲我的生命。”“我看到他们的笑容，他们跪在我的前面，叫我，王。”（《幻城》）少年卡索一面决计献祭于自由，一面又倾心于王者的耀眼光环。至于《梦里花落知多少》，忧伤又从雪国的幻城回到地上的京城。这本书不久前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但与其说它抄袭了《圈里圈外》，不如说《圈里圈外》为郭敬明提供了适宜于表达忧伤的语气。或者说，郭敬明根本不想在小说的形式上花费心力，他只是为了将忧伤发扬光大而无意识地严重模仿。当然，过分地沉湎于忧伤，郭敬明小说的艺术没有任何长进。小说是什么？郭敬明根本就说不清。《左手年华右手倒影》只是在喋喋不休地倾诉“后纯真”一代的生命忧伤：“我的生命是从一场漂泊到另一场繁华或者苍凉，我停不下来。”（《天亮说晚安》）不过，正是这种忧伤的叙述风格，成为了“80后”写手之间深切理解、且通向“后纯真”的秘密通道。如：“80后”代表人物张悦然也隶属于“忧伤一族”。张悦然不仅借助《幻城·序言》公开宣明：忧伤的叙述是“80后”对于纯真被永久埋葬的一种纪念形式，而且还在她的满地樱花的小说世界里祭奠着一段段凄美的爱情。如果说郭敬明让飞扬的忧伤浸润在一切情感里，那么张悦然则将绝望的忧伤锁定在爱情的迷失上。张悦然小说中少女主人公的所有忧伤都来自她的一个梦想：“我需要一个王子，他的掌心会开出我心爱的细节，那些浪漫的花朵。”（《毁》）至于这个王子究竟是谁，并不确定，可以是梵·高（《葵花走失在1890》）、梵小高（《陶之陨》）、毁（《毁》）、电话那边的“他”（《赤道划破城市的脸》）等等。他们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每一次相遇，少女都会全身心地奔赴那个半空中开满玫瑰雕花的城堡。然而，爱情的结果没有一次不是幻灭。对于幻灭的结果，张悦然似乎比郭敬明多了一份清醒，因为她一直将爱情与物质绑定在一起，如小说中安排了一个反复运用的细节：纸币、硬币作为爱情的唯一依凭。此外，具有“新海派”气质的周嘉宁在《夏天在倒塌》、叙事洒脱的叶子在《苏苏的幸福开始》等小说中也都散发着或浓郁、或淡然的忧伤。总之，无论如何，对于“80后”而言，忧伤不再是古典形态的没有繁星的童年旷野，也不仅仅是现代形态的没有依托的虚妄天空。忧伤不仅映现着“80后”的自恋倾向，而且成为后现代背景下“80后”消解一切、遗忘一切的无奈姿态。由此，“80后”笔下虽浸满忧伤，内心却理智得冷漠。如《幻城》中的雪花，总是会让人联想起动漫片中的人造雪花。这令人不禁疑惑：忧伤，是否有制作的成分？是否带有小资的空洞与苍白？当忧伤已经游离于自身的生命体验，越来越依凭域外的引进设备而坠入夸张的时尚浪漫写作时，是否意味着被“80后”与市场联手打造的浪漫“经典”已经奄奄一息而应该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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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点都不难理解：当郭敬明、张悦然等的忧伤泛滥为“80后”的主流写作时，以“实力派”著称的“80后”写手蒋峰、李傻傻等便将忧伤的疼痛转变为忧伤的冷漠。或者，从另一个视角，冷漠的叙述风格也是蒋峰、李傻傻等意欲超越韩寒、郭敬明的一个举措。既然韩寒、郭敬明的人气指数更多地是因为他们的写作与“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革命性目标有着血缘关系，而后来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已经不再为“80后”提供背后的支撑，蒋峰、李傻傻等便只有机智地改换门庭——市场上的出版商；既然韩寒、郭敬明在获得成功后日渐暴露出复制的倾向，蒋峰、李傻傻等便转向了对于文学实力的储备以警惕繁华后的衰败。概言之，蒋峰、李傻傻等就是要与韩寒、郭敬明逆向而行。他们必须对韩寒、郭敬明式的写作做出调整、重新出发。这就是“80”后网络重镇——苹果树网站策划、由何睿、刘一寒主编的“80后”阵容大调整《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注：何睿、刘一寒主编的《我们，我们——80后盛宴·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剔除韩寒与郭敬明的理由。的确，仅仅依凭韩寒式的犀利与幽默、郭敬明式的才横溢显然坐吃山空。但，转向市场和靠近文学的岸就是新的出路吗？的确，“80后”不必拒绝市场，但如何可以避免市场的陷阱？“80后”也需要向文学靠拢，但如果仅仅为了追求文学的技术而刻意放弃个人的经验，是否有些得不偿失？所以，“80后”更需要反省自身（注：刘一寒的《解读“萌芽”的几个关键词和80后读者心理》，见《萌芽》2004年第6期。），但如果反省只针对他人而唯独宽恕了自己（注：中央戏剧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十少年作家批判书》作为“80后”看“80后”，虽然可以准确地找到“被看者”的命门，但并不是对于自身刮骨疗毒的建设性批判。），反省仍然没有多大意义。不过，蒋峰、李傻傻等还是延续了1999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两个基本要素———奇思和反叛（注：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推出的火传鲁《1983》接续了韩寒对于现行教育模式的反叛。其中老师“周扒皮”的形象和学生打群架的场面比韩寒的《三重门》更具残酷意味。），但篇幅更长了，情节更复杂了，增加了性爱、死亡等成人要素，市场前景更可观了。由此，冷漠的叙述风格一面追寻着“后纯真”的理想，一面构成了X的行动一种，即蒋峰、李傻傻等“80后”写手集体地操演着纯真价值体系中关键词——爱与关怀、温暖与感动的告别仪式。蒋峰，被作家马原看作“真正的‘故事爱好者’”（注：马原：《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见马原主编《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5月第一次出版。）；李傻傻刚刚摘掉“少年沈从文”帽子的李傻傻（注：湘西背景李傻傻的凸显，应该说也是当下书商、媒体，乃至文化界的一种需求。于是，大有让人眼前一亮之感。一时间，李傻傻风头似乎真的盖过了韩寒、郭敬明。“让所有的80后黯然失色”“80后农村写作”“少年沈从文”等过誉的帽子铺天盖地。），马上被冠以文坛“小余华”。姑且不说这两顶帽子是否合适他们二人，单说他们二人的叙述风格的确各有绝活：一个不动声色地营造着故事，一个运筹帷幄地掌控着故事。先看蒋峰的小说《维以不永伤》：一种苍白的沉重，叙述中我们慢慢地被一种沉重压抑得无法呼吸，这是蒋峰的《维以不永伤》拼命营造的气氛。所有的人物都是抑郁的，敏感的。这正暗合了“80后”的“后纯真”心理：“我们一生的追求，那也许就是一种消失”。主人公张文再无论怎样挣扎，都挣脱不掉消失的宿命。小说叙述者跟踪着主人公张文再的不断逃离——第一次逃离婚姻、第二次逃离爱情，最后又逃离女儿的亲情……逃离一切与他构成关系的关系。直到死亡，终于可以消失于这些关系之外。可是，“‘死亡。’他说出了这个词，但想不出任何与这相关联的意义了。……没有意义，他早就想到了，只是表明该做的都做了而已。”（《维以不永伤》）李傻傻似乎与蒋峰的叙述方式不同，明明意识到他所要写的沈生铁在前十一章就已经死了， 但还是让情节继续运转下去；也明明预见：主人公沈生铁“永远无法回归生活的轨道，最后那个回到正常轨道，补习、上大学的人，已经不再是自然成熟的他，而是环境改装的他了”（注：《李傻傻访谈录》，见网易文化，2004年5月6日。），但还是为沈生铁设计了循规蹈矩的泥淖。究其原因？经过了韩寒、郭敬明的激烈与温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反叛，“80后”已无力反抗，因为一味听从心性所追求的自由，始终不会确定他所反抗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而况，蒋峰、李傻傻等“80后”又为冷漠的叙述风格寻找到新的同道——暴力。《维以不永伤》中张文再对于冷战的家庭暴力的拿捏，给人一种窒息之感。李傻傻短篇小说《蛇皮女人》中叙述者对于蛇皮女人刀法的欣赏，给人一种颤栗的冷：“我能想象刀锋擦过毛孔顶端制造的沙沙声音，开头蛇姑失手。但蛇姑的刀刃所到之处与她想象的位置丝毫不差，就如子弹准确地穿出枪孔，从未拐弯射向别处。”还有小饭的中篇小说《三刀》既是暴力的冷漠小说，也是冷漠的暴力小说。相对于韩寒、郭敬明对情绪的推崇与纵容，蒋峰、李傻傻等“80后”写手则表现出透骨的冷静和理性。或者说，他们冷漠的叙述中隐含着对于暴力的专注和倾心。甚至，叙述者对冰冷残忍的气氛的控制和把玩，才是他们所追求的文学性。恨、报复、复仇、暗杀、死亡、恐惧、后怕等暴力小说的构成要素与他们小说中的细节描写一道漫天飞舞、难以消融。小说的叙述空间处处渗透着令人惊悚的冷，但叙述者却感到如麻辣烫一样很爽。这不禁让人疑惑：“80后”叙述者究竟经历了什么，让他们在没有心灵与情感的温度下处之泰然地与欲望下的杀手同谋？他们又是怎样的心理，使得他们在人物的鲜血绽放中感到酣畅淋漓？究竟谁是叙述者？当然，蒋峰、李傻傻等“80后”的写作也是仿真西方文学技术的成果，但这种倾向的写作除了能够表现出超出他们年龄之外的“盛满四溢”的才情，还能够为文学提供什么？“后纯真”的生命形式难道只是让年轻的心灵学会冷漠与无情？这一点，蒋峰似乎有所察觉：“我们除了能读出超乎年龄的才华之外，几乎很难找到更令人惊叹的东西。”（注：蒋峰：《比喻：鹅卵石、教育及才华横溢》，见网易文化，2004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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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写手小说依然没有在冷漠的叙述风格中停下脚步。“80后”写作的冷漠与残酷没有边界。2003年和2004年更是出现了残酷“吃香”的局面：春树、易术、李海洋等“80后”分别在《北京娃娃》（注：春树：《北京娃娃》，远方出版社，2002年第一次出版。）《孔雀》（注：易术：《孔雀》，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第一次出版。）《少年查必良的伤人事件》（注：李海洋：《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见《萌芽》2004第7-11期。）中将成长的过程叙述为青春萌动期的一段残酷经历。或者说，春树、易术、李海洋等“80后”已经全面X向纯真价值体系的全部内容。春树小说包括了“另类”青春小说的主要因素：出走、性、摇滚乐。春树甚至不再需要以现行教育模式为反讽对象而咄咄逼人的戳穿纯真在今天的全部虚假，包括爱情。“爱情？爱情是什么？既然我无法回答也无法面对，我就只有找到真正的自己，那么就是我太厌倦这样的日子。心与心的交流？太可笑了，我要笑死了，这个问题我天天想，却让他问了出来。我并不是三陪小姐，他也不是大款，那我们在一起一定要是有目的的。那么是什么目的呢？既然不是为了身体的目的，那么是为了感情吗？我虚伪得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怎么能给别人一份清醒且明确的感情？这就是我的疑问，这就是我的迷惑。”（《北京娃娃》）可以说，这是“80后”第一次残酷地粉碎所有对爱情怀有憧憬的少女纯真之梦。如果不是绝望到了极点，没有少女会绝望于爱情的梦想。不再相信爱情的少女会强大无比，可也寒冷彻骨。易术的长篇《再见萤火虫》还残留着“80后”在成长过程中对于自身纯真性的问询：“平淡的日子如何才能如烟花一样璀璨？”然而经过《陶瓷娃娃》的重新转型：文学青年小康终于离开校园而在社会导师海盗、echo等影响下改变了校园里以往纯真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新近的《孔雀》发起了“后纯真”运动。“我和小五在学校散步，这里真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每个人都穿戴简单，表情青涩得像顽皮的孩童。我说我真想一直读书，赖在这儿不走，做一个无人打扰拒绝爱情的三好学生，每天上课自习背英文单词，不跟不太熟的姑娘上床，不在不太熟的姑娘身上乱花钱，写一些纯纯飘飘爱爱卿卿我我的小说，不进行性描写，不炒作，认真听老师的话，如果不小心犯错，写检查时会泪水满眶。那样的我，一定是个可爱高尚又讨人喜欢的孩子。对吗？”（《孔雀》）在这段话语里，纯真的价值体系被易术比喻为一个与世界隔离的安宁的小校园。纯真价值体系培育出来的只能是没有免疫力的生命，如巴两斤的同性恋对象——那个一脸茫然的小五。《孔雀》真正告别了以往“80后”小说的缠绵悱恻，更多的是“后纯真”一代的大胆告白，彻底绝望。“每个人都对爱情有一些奢望，我要打破大家不切实际的奢望，真爱是有毒的，我的故事会告诉你一切，会指导你的思想和身体。”（注：《易术新作<孔雀>震撼上市》，www.usojo.com,2004\6\4.）这似乎是对春树的回应，更是表明春树、易术等“80后”的“后纯真”理想——以性激活爱。此外，“不良少年作家”领军人物李海洋的长篇小说《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最近被《萌芽》隆重推出。《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主要讲述16岁主人公查必良为了自由地生活，将“混混”确立为自己的少年理想。全部情节围绕着少年主人公查必良如何从受伤者向伤人者的过渡而展开。这部小说同样沿用了残酷的叙事风格：人物由好孩子帅哥向混混酷哥转换；语言由忧伤的纯净向口语的粗鄙性逆转。作者李海洋既然甘愿成为王小波门下一少年“走狗”，便有意地模仿起王小波语言的阴毒与冷酷。只是模仿语言是容易的，但王小波内心痛苦中的理想却难以抵达。结果，如查必良等“后纯真”一代在颠覆了纯真之后，依然流露出茫然的目光。可是，《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由此受到了“80后”相当部分读者的热烈欢迎 。萌芽论坛的民意测验表明，《少年查必良伤人事件》的票数一直居高不下。其中原因，不能不考虑“后纯真”理想被当下“80后”的推崇。至少，经过春树、易术、李海洋的残酷叙述，“后纯真”成为装冷扮酷少年的时尚理想。
<br />　　综上所述，“80后”写手无所不X的行动没有目标，正如易术借助人物之口说道：“在火车上，康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要到哪儿去？’”（《陶瓷娃娃》）“后纯真”的寻找使得“80后”在拆解纯真价值体系之后陷入了无边的茫然之中。看来，并非摆脱了纯真的价值体系，“80后”就可以获得自由的本体意识。到处是方向，其实是没有方向。自由除了选择的自主性，还意味着对这个世界的承担。不承载任何重量的飞翔，只能如空气一样到处漂泊。《长安乱》中的少年只是渴望逃离，但真的获得了自由，却又开始行走在悬空的道路上而没有归宿。“走远一点，盖个房子，长安无事”这个虚幻的理想是少年停歇时最切实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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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必须关注的“80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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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不必讳言，“80后”在获得瞬间解放的同时又陷入了新模式的制作。进一步说，“80后”写手虽然以个性化写作自居，但他们的写作实绩常常背叛自己的初衷。即“80后”写作一方面是现行教育模式下被迫做出的自由选择，另一方面又以不同的路径陷入模式化的写作：有冲击力的语言；离奇的情节；小资的情调；冷漠的姿态。虽然“80后”写作的版本不断换代、淘汰并自行杀毒，但迄今为止，他们的写作根本不存在原创性写作。模仿与拼贴，是他们的通病。原因也很容易理解：“80后”写手选择写作的形式，一开始就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表达。表达，对“80后”而言，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欲望。表达，是“80后”写作的本质，正如许思窈的自白：“有的时候，那仅仅只是一种需要。但我并不善于和陌生人沟通，也没有要被别人了解的愿望。”（注：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得主：许思窈http://www.sina.com.cn 2003/01/27 16:09。）他们因表达的欲望而成为“另类”代言人，这是“80后”写作从文化立场上存在的理由。由此，“80后”小说尽管没有给文学带来什么新的建树，但它们的确构成了一个不该被漠视的文化现象而应该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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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注“80后”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需要。虽然在当下的语境中，“80后”写作作为一种反叛与颠覆中国传统意义上文学的内涵，的确有一种特别的破坏力，但“80后”写作的反叛与颠覆确在某种意义上对长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与市场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加以纠偏。虽然在当下的中国当代文学中，“80后”写作还没有自己独有的位置，用白烨的话说：“80后”的写作率先登陆市场，还没有登陆文坛，但“80后”写作中蕴藏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潜质。尤其，虽然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在关怀着青少年的成长问题，但“80后”写作还是提醒并敦促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意识形态下对于成长一族重新加以指认。从上述三个方面，“80后”写作的反讽、忧伤、冷漠和残酷的叙述风格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都从另一个方向上提供了别一种建设性的意见。由此，中国当代文学在有效地制衡“80后”写作的缺乏节制、走向偏执的同时也同样应该反省自身：中国当代文学既有的文学观念，包括对市场的成见、对“纯真“的假象性理解，究竟给“80后”写手造成了怎样的隔膜？带来了哪些伤害？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是否滞后于“80后”成长的速度？中国当代文学采取怎样的本质性规定、有效的行动才能够进入“80后”的心灵世界？特别是，面对来自“80后”在市场上对于青少年读者的激烈争夺，中国当代文学界有没有提出新的强有力的为自身合法性辩护的理由？是否有魅力重新获得“80后”，乃至“90后”、“00后”的注目与敬爱？当然，思考并回答这些问题，中国当代文学也需要改变自己的既有观念，如对网络文学的关注和解读。目前，不得不承认，对于“80后”写作，当下中国文化界、知识界在接近的同时，不能不有点心虚。不管表面上认不认账，成人无法自如地进入“80后”写作的话语空间。不过这一点并不妨碍中国当代文学界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反省自身，即中国当代文学在根本性不可否认的是，来自“80后”写作的这种压力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在文学＼市场、成人＼“孩子”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张力。应该说，这是一种有益的张力，必要的张力。可以说，未来中国当代文学所取得的重要的艺术成就都部分地与这一张力有关。

老木

其次，关注“80后”写作，也是“80后”写手自身的需要。虽然“80后”写手摆出一副我行我素、与他人无关、甚至与文学无关的样子，但他们的内心却比以往任何一代的少年更为脆弱和感伤，比以往任何一代写作者更关心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而且，他们也并非真的不考虑自己的写作与文学史的关系。如在“接近‘80后’”的学术研讨会上，“80后”写手徐超的发言，将文学史的标准作为暗中坐标：“我们80年代应该有一个历史沉淀感。如果让我们写史诗，是写不出来的。我们80后会不会进入文学史？”（注：徐超“走近80后”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可见，“80后”写手的拒绝只是一种姿态，或者是因为“80后”对中国当代文学中既有的文学观念的逃避——他们害怕承担也没有力量承担力文学的重量、更不用说文学的诗史的重量。对于这一点，“80后”最小的写手蒋方舟直言不讳：我不想当作家，因为我瘦小的肩膀担当不了那么多东西。（注：2004年11月6日，中央教育台的“交流”栏目，邀请了蒋方舟、老酷等“80后”写手和网络写手，同时也邀请了北京大学王岳川等文化界著名学者。这段话语来自于蒋方舟回应王岳川先生关于作家内涵的阐释。）应该说，这是“80后”一种普遍性的心理。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说，80后写手必须被加以关注。或许，这种关注不但是作为一种中国当代文学的需要，而且还具有更高远的意义与抱负。中国文化界、知识界必须深入到“80后”的心灵深层，连带出“80后”深藏的相同而又相异的成长一族的价值观念加以探究，以期发展出一套更为复杂的能够影响成长者生长的理论。它对于“80后”来说将会意义深远（注：最近，中央下发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都包括了对于“80后”的关注。）。
<br />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关注“80后”写作的文化现象时，要警惕一种错误的态度或倾向：将“80后”写作同质化，价值判断的绝对化，或以文学经典为尺度来要求“80后”。事实上，“80后”写作的内部都包含着多重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因素，并非铁板一块，而且“80后”写作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特定的青春话语。而况，“80后”小说的内部随时都会产生新的价值判断。如“80后”发起的《80后要向鲁迅、王蒙等文坛前辈学习》的口号（注：《80后要向鲁迅、王蒙等文坛前辈学习》，http://book.qq.com，2004年09月27日QQ专稿。）也同样传达出一种新的动向。尽管在当下这样的声音属于被“80后”边缘化的话语，但未来的日子里究竟哪一种叙述风格更持久地保留下去，难以做出确定性的判断。
<br />　　
<br />　　上文所做的分析大体可以表明，所谓“80后”写作，从本质上讲正是中国当代文化的产物，也是它的内在组成部分，而并非它的外部。但这并不是说，“80后”小说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承继关系。相反，“80后”写作完全是另一种文化形态，或者说，中国当代文化的对抗物。它具有反叛的、颠覆的文化理想、审美规范、价值标准与技巧体系。它是另一种美文化范式。这就是“80后”写作的后现代性。即“80后”写作所运用的尺度和标准，多从它对后现代性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所形成的语境中来获得。对后现代性的追求，既是“80后”写作的出发点，也是“80后”写作赖以进行的内在依据。但是，“80后”写手却始终迷茫于何谓后现代性？
<br />    徐妍

小小麦

新概念作文大赛和萌芽的作品，我很多都看不懂，虽然我也是80后

小孩儿

８０后的与市场有关的东西多是给９０后看的．还有多少８０后看萌芽，还有多少８０后追捧那些所谓的新概念作者，随着社会这所大学的介入，梦会醒．时间会帮助所有愿意成长的人成长．隐晦地表达不多的情感，我们姑且可以当成是凑字数的习惯，同一种情感层层叠加到及至，直到有千言万语想说的时候，修饰却已经成了一种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