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汉合流创国粹：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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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汉合流创国粹：戏曲

来源：五道杠历史

  明末清初，地方戏曲异军突起。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城，同样也是戏曲发展的中心。在这里，各类地方戏曲争奇斗艳，融合交流。京城戏曲舞台上最早盛行的是昆曲(昆山腔)，乾隆中叶后，昆曲日渐走向衰落，京腔(源于弋阳腔)取而代之，成为戏曲舞台上的新宠儿。实际上，除昆山腔与弋阳腔外，此时流行于民间的声腔、剧种还有梆子腔、楚腔、秦腔、乱弹画———清代版 腔、吹腔、二黄调、弦索腔等，诸腔杂陈，并与昆腔、弋阳腔两大声腔形成竞争，传统戏曲进入“乱弹”时代。

   

  乾隆五十五年(1790)，为庆祝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扬州盐商江鹤亭等组织“三庆”班进京演出。“三庆”班属徽班之一，以唱吹腔、高拨子、二黄为主，兼唱昆腔、四平腔、梆子等各种腔调。祝寿戏演罢，“三庆”班留在京城继续演出，轰动一时，很快压倒秦腔成为流行。随后，“四喜”“和春”“春台”诸班陆续进京，同台竞技，声名随之显赫，逐渐主导京城戏曲舞台，史称“四大徽班”。徽班在表演艺术方面博采诸家剧种之所长，不断推陈出新，剧目丰富多彩，颇受京城观众欢迎。徽班入京，为日后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道光八年(1828)，汉戏声腔(亦称汉调，一种清中叶流行于湖北汉水一带的地方戏种)演员陆续入京，并参与徽班的合作演出。在徽汉两班合作过程中，汉戏演员将声腔曲调、表演技能、演出剧目等融于徽戏之中，两调相互融合，逐渐实现合流。与此同时，徽班也从昆曲、弋阳腔、秦腔等地方戏曲中不断汲取营养，吐故纳新。为适应观众需要，他们还对演唱语言进行了改造。这些变化的出现，意味着改良后的徽班相比从前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一个新的剧种自此应运而生。它，就是京剧。

   

  京剧诞生之初，已有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当的划分，后来由于不少剧种中的“末”行已逐渐归入“生”行之中，故将生、旦、净、丑作为京剧表演行当的四种基本类型，每类行当内部还有细致的进一步分工。“生”是扮演男性角色的一种行当，有老生、小生、红生、武生、娃娃生等，是京剧表演中最为重要的行当之一。

    “旦”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其中又有青衣、花旦、武旦、刀马旦、老旦、贴旦等行当。“净”，俗称花脸，在京剧中又称铜锤或黑头，大多扮演的是相貌、品质、性格等有特性的男性人物，表演时面部多运用图案化的脸谱，音色浑厚洪亮，风格粗犷。“丑”，通常扮演插科打诨的滑稽角色，因在鼻梁上抹一小块白粉，俗称小花脸，又有文丑和武丑之分。

  

  京剧是一门以表演为中心的综合性艺术。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曾涌现出许多杰出的表演艺术家。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等是京剧形成初期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演唱及表演风格上各具特色，却同领风骚，时称“老生三杰”。程长庚是三庆班的班主，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同时兼收汉调、昆曲诸腔之长，被誉为京剧的奠基人之一。余三胜原为汉调名角，进京后搭春台班表演，嗓音醇厚，声调优美，在长期表演的实践中丰富了京剧唱腔的旋律。张二奎为四喜班头牌老生，嗓音洪亮，唱功高超，他的演唱同时还吸收北京地方语音的特点，一改徽调、汉调、昆曲等晦涩的语音，以迎合北方观众的习惯。三人均为京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由此开创了京剧史上最早的三个流派——“徽派”(程长庚)、“汉派”(余三胜)和“京派”(张二奎，故又称“奎派”)。

    清光绪年间，民间画师沈容圃参照清代中期画师贺世魁所绘《京腔十三绝》戏曲人物画的形式，挑选同治、光绪年间在京剧舞台上享有盛名的十三位演员，用工笔重彩将他们的剧装画像描绘出来，命名为“同光名伶十三绝”。画中名伶各个身怀绝技，是京剧艺术的重要奠基人，代表了当时京剧发展的最高水平。他们分别为谭鑫培、杨月楼、程长庚、卢胜奎、张胜奎、徐小香、时小福、梅巧玲、余紫云、朱莲芬、郝兰田、刘赶三和杨鸣玉。

  

  这幅画问世之时，恰逢京剧鼎盛时期，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演员的扮相、服饰及前辈艺术家的风采，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民国时期，京剧的发展延续了同光时代的辉煌。民国六年(1917)以来，大批优秀京剧演员的涌现，将京剧的发展推向流派纷呈、人才辈出的繁盛局面。

  

  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办了中国首届“京剧旦角最佳演员”的评选活动。结果，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位旦角名伶当选，并因此赢得京剧“四大名旦”的美誉。梅兰芳的端庄典雅，程砚秋的幽咽婉转，尚小云的刚劲明快 民国“四大名旦”的珍贵和荀慧生的柔媚娇婉自此叱咤京 荀慧生、梅兰芳、尚小云剧舞台数十载。

    作为20世纪20年代京剧舞台上脱颖而出的艺术新星，“四大名旦”不仅凭借精湛的唱功技艺、独特的表演风格名震一时，还在其各自独特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开创了我国京剧旦角行当中的梅、程、尚、荀四大艺术流派，从而改变了过去老生唱主角的单一格局，形成了京剧舞台“旦角挑班唱戏”的新局面，为京剧艺术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京剧的另一重要行当——老生的发展同样不甘示弱，四位著名的京剧老生艺术家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马连良亦凭借各自独树一帜的表演风格创立新的艺术流派，时称“四大须生”。20世纪30年代末，“四大须生”新老交替，除马连良经久不衰外，技艺青出于蓝的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后来居上，接替余叔岩、言菊朋、高庆奎成为京剧老生新的领军人物，被誉为“后四大须生”。

  以“四大名旦”和前后“四大须生”为代表的民国京剧艺术表演家的大量涌现，成为这一时期京剧艺术走向鼎盛的重要标志。

  作为一种集文学、美学、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元素于一身的戏曲形式，京剧在北京崛起后，迅速流传全国。经过数代艺术家的千锤百炼，京剧最终成为我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作为“国剧”，京剧综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优秀成果，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不朽的艺术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