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的流行与共产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秘密”

尽信书

广场舞的流行让我感慨到组织生活的重要性，以及组织生活对人的塑造。今天看到一篇文章，谈到共产主义，很有借鉴，原文：

当共产主义思潮在 “五四运动” 时期传入中国，为何有些组织立刻接受了这种崭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另外一些团体却拒绝了它？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徐晓宏近日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表论文，通过分析五四运动前后 28 个社会团体和会议记录和报告，以及重要活动家的通信、日记和回忆录等珍贵资料，追溯了布尔什维克在中国被作为一种 “主义” 得以接纳的过程。作者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重要发展路径是：通过革命先驱逐一控制五四运动时期业已存在的社会组织。在这种 “群体招纳” 过程中，具有 “道德行动主义” 特质的组织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

作者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共产主义发展初期，没有通过其他组织而直接加入共产党的个人大部分都很快退出了，因为他们不习惯共产党所要求的严格纪律和绝对忠诚。因此，面对正在发生社会变革的中国，渗透和吸引已有的社会组织便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核心途径，这被称为社会运动间的溢出效应（Inter-movement Spillover）。

那么，究竟怎样的团体才会更倾向于接受共产主义的溢出？作者研究认为，这与不同组织当时的发展情况、成员的年龄和教育背景等组成成分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组织本身的气质与共产主义是否具有天然的亲近性。

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分析，作者筛选出 28 个具有如下特征的社会组织：在 1920 年 7 月到 1921年 7 月期间表现活跃，具有稳定独立的成员体系和规律的团体生活。在这些团体中，有五个最终接受了共产主义，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特征：试图通过集体方式来实践在传统文化中本属于私人领域的“修身养性”。相反，没有接受共产主义的团体则更靠近中国传统中的异见知识分子组织。

作者认为，这一组织形式与活动层面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 “组织气质” （Group Ethos），于是，注重修身养性的组织在两个重要方面对共产主义表现出亲近：首先，它们将个体变化与社会变化视为一体，这与布尔什维克将所有党员和组织活动统一视为共产主义的一部分互相呼应；其次，它们更强调组织纪律和忠诚，因此更容易接受布尔什维克的严格纪律和民主集中制。

例如，建立于长沙的 “新民学会” 最初的宗旨就包括推动 “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并制定了严格的会员道德标准。新会员必须由五名现有会员推荐，获得全体会员多数票通过，并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一旦有会员被发现不当言行，就会被立刻开除。所有会员每年至少要向学会汇报一次自己的思想道德现况，并通过内部出版物公开刊登。在北京和法国，学会还为会员安排了共同居所，并定期举办讨论活动。学会有明晰的组织结构和规章，并有专门的评议部来负责组织纪律；就连会员的婚姻也可能纳入组织事务的一部分。在当时诸多社会变革思潮之中，共产主义显然比无政府主义等更符合新民学会将个人修养与社会变革视为一体的宗旨。1921 年，拥有 78 名会员的新民学会正式采纳布尔什维克主义。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少年中国学会” 尽管有李大钊作为核心领袖，却一再拒绝了他试图将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团体的努力。该学会的宗旨是 “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尽管学会成员被社会公认为道德高尚，但却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实践，因此学会凝聚力并不高，也难以接受布尔什维克式的纪律。当李大钊和恽代英开始尝试说服学会将共产主义明确写入章程，以解决当前宗旨和纪律太过模糊的问题时，学会内部产生了争吵。反对者认为，学会应当以学习为主，而并非推广某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场所；他们将共产主义视为一种道德规范，认为在旧道德分崩离析、新道德尚未确立的社会背景下，学会没有权力将某种特定的道德标准纳入组织核心理念。最终，两派人分道扬镳。

    作者指出，这种组织气质与接受共产主义与否的关联，说明了道德与宗教某种程度上可能通过组织活动影响政治。时至今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中，党员的个人道德与组织活动依然密不可分，或许这也部分解释了其超乎寻常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