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圣贤瑰宝，回归德本财末

宋丞策

面对日益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无不在探索寻求救世的良方。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令举世深思的论点：“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 不言而喻，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德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五千余年灿烂文明。

中国古代有一个说法，社会人民分为四类，乃是“士农工商”，其中治国的教育人才“士”地位排第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即使读书人再贫困，社会地位也排在最前面，因为这些人传承古圣先贤教育的主流，影响和决定着社会不会偏离“人性本善”的方向，社会主流必须是伦理道德；“农”地位排第二：“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以食为天”“家有余粮、心里不慌”；“工”地位排第三：“欲善其事，先利其器”，借助工具可以提高效率；“商”地位排第四：这其中的道理其实是很深的，这些人能为社会和国家创造财富，但必须要加以抑制，绝对不能让他们成为社会的主流。历朝历代、明君贤臣仁人志士，无论朝代怎样更替，但这个秩序从来都没有敢改变，否则就会带来极大的灾害。

据史料记载：在宋朝时曾出现过一个“全民经商”的局面，那时的官僚们便抛弃了“以营利为耻”的圣言古训，“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一般官员亦如此，王公大臣也不例外，甚至身居相位者，也“专以商贩为急务，如蔡京、童贯、秦桧之流，利用职权，巧取豪夺而腰缠万贯。当朝的皇亲国戚更是技高一筹，一旦“逐什百之利……与商贾皂隶为伍”，则财源滚滚而来。他们“或酿造酒，兴贩私物”，或设铺放贷，富甲一方。然而，一向“重义轻利”的知识分子，此时也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而做起生意来。从《清明上河图》上看，这样一度经济繁荣的北宋为啥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若从《水浒传》看，剖析原因或许北宋不是输在没有处理好与辽国与金国关系方面，而是输在社会深层矛盾日益激化，输在了颠倒“士农工商”的秩序。

由此可见，如果把“商”排到了第一位，人人都想去经商淘金，那么这此人就会发生偏离“职业道德”的运行轨道，那将面临相当危险的社会局面。当医生的不像医生，缺乏那种救死扶伤的道义；当老师的不像老师，没有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责任感；“官商为奸”惟利是图就会出现，这样的官商为了财富最大化，可以破坏生态，可以涸泽而渔，可以不顾道德，以牺牲“仁义礼智信”为代价，冒天下之大不韪，敢越雷池一步……甚至道德沦陷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方，不是老人倒在路边没人敢扶，而是一些高学历高薪水的芸芸众生，也未尽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必遭世人唾弃。使人不禁要问，你践行《弟子规》了吗？听过“乌鸦反哺”吗？见过“羔羊跪乳”吗？

众所周知，古人将“士”放在第一而将“商”放在最后还是有着超世的眼光，使中华民族得以五千年平稳延续至今。然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士”也淘金、“农”也淘金、“工”也淘金、“商”也淘金”，到处洋溢着淘金逐利的氛围，时而散发着铜臭味。如果人人都想淘金，那么社会的风向标就会慢慢向人人逐利而转移，甚至道德日趋滑坡或沦丧。从豆腐渣工程到毒胶囊，从炒房团到毒奶粉，从楼脆脆到地沟油，竭尽其所能。有些登上了社会顶端的不良“商”，正裹挟着不良道德的风潮侵袭着人的道德，那些“富可敌国”的“商”或明或暗操控着股市、房价、物价的走向。当下我们所看到的那些“恶”并不意味着人终身为恶，只要通过传统文化的教化系统就可以使之弃恶扬善，因为“人性本善”是根，可以说，“财”高一尺更需要“德”高一丈。

古往今来，沧海桑田。虽然时光在流逝，时代在变迁，但是“以德为本，以孝为先”的理念不仅不能消减，反而更需与时俱进。就像太阳初升，月亮落下，“士农工商”这个千古不变的秩序使中国社会平稳运行了五千年以上，一旦把这个先后秩序颠倒了，将“商”排在首位，也就是把追逐财富放在第一位，而把伦理道德抛弃到最后面，那么这个社会道德将会沦陷到一个何等地步？随之而来的是或天灾或人祸。因此说，不管到什么时候，不能抛弃根本，追求枝节。“齐家、治国、平天下”，伦理道德永远是第一位的。让传统文化走进家庭、学校和社会，每个人都将受益终身。虽然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是拯救伦理道德迫在眉睫。财富升级更需要开启伦理道德的同步升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牢记祖训，“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才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的祖传瑰宝。（文/宋丞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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