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人境庐人 于 2012-4-21 13:58 编辑
清·外交家何如璋 第一部分 1、何如璋在日本——调查、研究概况综述 光绪三年(日本明治十年,公元1877年)。以首任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驻日清朝全权公使〕何如璋为代表的清朝外交使团来日。他们来日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为了建立日清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但同时在重新认识、发现日本历史风俗和各种制度、搜集残存日本的汉籍、与日本汉文唱和等学术文化交流方面,也具有意义。 战后尤其在近年,学者们对清末,明治初期日清两国的交流、交涉的研究兴趣明显增强,研究人数不断地增加,调查研究逐步深化,研究对象也扩至驻日清朝公使馆人员的个案,除了较早对参赞黄遵宪的研究之外,近期关于公使何如璋、馆员杨守敬等人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新成果。 本文以何如璋为代表的首批驻日清朝公使馆人员,在清末即明治初期日中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笔者略陈管见。 一、派遣首次驻日公使团的意义。 以何如璋为代表的首次驻日清朝公使团被派驻日本。关于此次派遣的内情以及公使团的目的、成果等,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开始,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和介绍材料,笔者亦曾撰短文。尽管目前没有新的内容,但不论是非官方的、主要是私人联系,或欧美人做中介的日中两国间的交涉和交流,还是作为官方的,直接坐在同一桌子上会谈,无疑都是日中关系的一大转变。对于首批公使团在外交上的成就,未必全是肯定的评价;但随着国交开始而使两国人们可以自由交流,从文化交流层面来看,这一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公使团来日的意义,首先要从与政治经济相关的外交层面,同时也必须从文化交流层面来探讨。 (1)政治经济,外交上的意义。 对于不熟悉外交史、国际关系论的笔者来说,无力充分介绍这些调查研究的状况。但根据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或者最近日中外交史方面的专著,安冈昭男《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研究》(东京,严南堂,1995年7月)的记述,以及同书附录《明治前期日清交涉史关系文献目录》等,有助于我们理解公使团的活动。对于身处绝非容易的政治状况中,为了维护国家的权益、依然苦心惨淡经营的以何如璋为代表的公使官员们所作的种种努力,在俞政著《何如璋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吕万和著〈明治维新与中国〉等著作中有详细论述,流露出对首批外交使节的尊敬和同情。 (2)文化交流方面的意义。 公使团在日中文化交流中的功绩确实很大。与始终处于劣势的残酷的外交活动相比,在文化交流方面,公使团成员作为传播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师而受人爱戴,备受礼遇之事,可参见实藤惠秀,《近代日中文化论》、《明治日支文化交涉》、《大河内文书》等书,最近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日中文化交流》阐述尤详。 清朝公使馆员们能在繁忙的公务之余,编撰日本文人的汉文著述,撰写序跋,润色和批评汉诗文,参加酒会,积极公布自己的作品,同时也通过日本人获得日本的各种制度、风俗习惯、日本内情等情报,也可以说是give和take的关系。主要成果有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还有继何如璋之后第二任驻日公使黎蔗昌的随从姚文栋的《琉球地理志》、《日本地理兵要》等。 二、何如璋与日本文人、学者的交流。 何如璋作为公使馆的代表,是外交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人物,因繁忙的公务和作为国家代表的特殊身份,他与日本文人、学者的交流自有限度。向参加诗文会之类文化交流方面的应酬,大多委托馆员办理,这一点在实藤惠秀、郑子瑜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俞政著《何如璋传》中有详论。 尽管如此,何如璋往往忙里偷闲,与众多日本人交往,这可以在当时日本人的著述、遗文中发现一鳞半爪。他与日本人如宫岛诚一郎、中村正直的深交,以及他和日本人交流的片段,在拙文《何如璋与日本--和日本人的交往》中也有介绍。 不过,俞政著《何如璋传》是以何如璋在驻日公使馆期间政治外交活动为中心展开论述的,对文化交流方面的记述较少,而实藤惠秀的著述、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则比较详细。此外,张伟雄著《文人外交官的明治日本》(东京,柏书房,1999年4月)以何如璋、黄遵宪为中心,详细论述了外交活动和文化交流两个方面。 以何如璋为中心的首批驻日清朝公使团的日中文化交流的事迹,从此以后无疑会逐步深化,因为在日本,尚有不少缺乏整理、被束之高阁的资料。例如,收藏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宫岛诚一郎文书中,存在相当数量的宫岛与公使馆人员的笔谈资料,被利用过的资料只占少数,必须进行全面整理和细致解读。公使馆官员之外的来日中国人所留下的足迹,或者在明治初期与公使官员交往过的日本人的著述的全面的调查,以及与清朝公使团相反、当时赴华的日本人的足迹的调查研究,这些均为以后重要的研究课题。通过这些调查,极有可能发现清朝末期、明治初期日中文化交流中活跃的人们的事迹,还有为数不少的逸诗文。 通过这种调查研究,可以探明日中两国的人们在日中文化交流中所起到的政治文化作用,应该会更准确地评价他们在有着悠久历史的日中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注:本文是1999年8月1-2日于中国杭州市召开的、由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清朝中日文化交流”上由〔日〕佐藤保所作的学术报告。已经本人对其内容作了部分缩减。---何维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