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李浩、张博宇
仲夏时节，延河水畔，陕西延安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
一本泛黄的书吸引了众多目光，封面上毛泽东同志的笔迹雄浑苍劲，不时有参观者轻声诵读：“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这件文物是1938年新华日报馆印行的《论持久战》。
1938年新华日报馆印行的《论持久战》。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南京等大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一时间，对抗战失去信心者大肆渲染悲观主义情绪，“亡国论”甚嚣尘上。然而，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等胜利喜讯从前线传来，一些人又盲目相信“速胜论”。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出《论持久战》的演讲。延安大学副校长谭虎娃说，《论持久战》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具有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
“毛泽东同志清晰而科学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但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大大增强了坚持抗战的信念。”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汤彦宜说。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既是持久战，便不得不面对经济问题。毛泽东1939年曾指出，“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一把八路军三五九旅战士曾用过的老镢头无声诉说着抗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
八路军三五九旅战士用过的镢头。延安革命纪念馆供图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全国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陷入没粮吃、没衣穿、没被盖、没经费的困境。存亡抉择之际，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
1941年春，北风依然凛冽，三五九旅的战士们高唱“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歌，浩浩荡荡挺进南泥湾。搭草棚、挖窑洞，扛起镢头、日夜开荒，他们战天斗地，把这里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到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收获粮食37000石，并于当年向陕甘宁边区政府缴纳公粮1万石。
以南泥湾为旗帜的大生产运动，支持了艰苦的抗战，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毛泽东曾称：“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更不可征服的，是千千万万抗战英雄筑起的血肉长城、挺起的民族脊梁。
在吉林省博物院，一把单刀静静陈列于展柜中。这把近一米长的、铺满锈迹的大刀，见证了一段悲壮与辉煌的历史。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少年营单刀。新华社记者张博宇 摄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遣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共产党员奔赴东北各地，开始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1933年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少年营”成立。70多个少年加入这支队伍，他们中有随父母参加抗日的孩子，有被解放的童工，还有孤儿……
“这把缴获来的铁制单刀，是党创建少年营时为之配备的武器之一。少年营跟随将士们主要在吉林磐石地区展开抗日斗争。”吉林省博物院历史部副主任王航说。
1933年10月30日，少年营迎来首战。那一役，他们在桦甸县里面沟设伏，成功击毙了日伪军10人，俘虏10人，缴获了大量物资，首战告捷。1935年1月，中共磐石中心县委机关遭到突袭。在突破敌人封锁线途中，少年营沉着冷静，隐藏在密林深处，打退了敌人一次次围追堵截。
“少年营配合将士们英勇作战，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线、攻占敌人县城据点，成就了敢打敢拼的‘铁血少年营’威名。”王航说。
汤彦宜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浴血奋战，书写了百折不挠的抗战史诗，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激励着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90年前，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万里长征路。一路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难与共，留下珍贵记忆。
“七一”到来，位于广西桂林灌阳县的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里，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在陈列馆最显眼位置处，人们纷纷驻足。该馆副馆长范海云说：“这是一床棉被。1934年11月末，红军经过灌阳县水车村，村民翟顺修帮助红军架浮桥，分别时红军送给翟顺修这床棉被。”
灌阳地处广西东北角，自古便是湘、桂重要通道。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三大阻击战第一仗。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陆续进入灌阳。当地群众不明真相，纷纷进山躲避。水车村离新圩阻击战战场不远，当时，村民翟顺修刚满两岁的孩子高烧不退，他返回村里，正好碰上红军部队。红军战士带着军医去给孩子免费看病、拿药。随后，翟顺修主动收留6名受伤红军，在家照顾了3天；得知红军要搭桥过灌江时，主动拆下家里的桌子和门板，跳到刺骨的江水中帮助红军打桩架桥。
正值寒冬的长征路上，一床棉被可能是两三位战士过夜的必需品，但红军不忍群众挨冻，将重要物资送给老百姓。“爷爷非常宝贝它，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盖。”现年69岁的翟顺修孙子翟明福说。1977年，翟顺修把棉被捐献出来。范海云说：“长征途中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深。”
800余公里外，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土城镇上，四渡赤水纪念馆内，有一杆秤，长近1.6米、重5斤多，印有“贵州盐务局”几个字。
“中央红军进驻土城镇后，得知当地百姓食盐稀缺，有的群众甚至已断盐月余，决定开仓放盐。”四渡赤水纪念馆工作人员吴林侠说，“当年，分盐用的就是这杆秤。”
悲壮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后中央红军转兵贵州。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实现从挫折中奋起的“伟大转折”。随后，部队进驻土城镇。
土城镇地处赤水河畔，曾是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和主要集散地，但广大贫苦百姓买不起盐，当地有“吃口盐，当过年”的说法。红军开仓分盐解决当时百姓的困难，让广大群众明白了红军才是人民的队伍。
在土城，群众自发安置红军伤病员；跳进赤水河架设浮桥，助力红军顺利一渡赤水河；还报名参加红军。吴林侠说：“人人心中有杆秤。这杆盐秤称来了民心。”
在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馆里，收藏着一块长约9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2厘米的木板。这是红军给藏族同胞留下的“割麦证”，大致内容是：我们割了二百斤青稞，这块木牌可作为购买这些青稞的凭证，你们归来以后拿这块木牌，可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兑取银子等。
当年红军给藏族同胞留下的木制借据。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管理处供图
1935年7月，红军到达松潘县毛儿盖镇克藏村，部队粮草供应异常困难。当地藏族群众不知红军是人民军队，很多人都躲进山里。面对找不到主人的青稞地，红军只好自己动手收割庄稼充饥。
“即使在缺衣少粮的情况下，红军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松潘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管理处副研究员秦成勇说。
遵义市长征学学会会长黄先荣说，中国共产党人以优良作风把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过去这是红军克敌制胜、一往无前的法宝，今天仍然是搞好各项工作、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强大思想武器。
/1 
雷达卡
显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