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具论中挣出

老木 · 发表于 2009-4-7 13: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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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08年10月在鼓浪屿诗歌节上，著名评论家，三崛起之一的孙绍振教授大声宣布：经过他与一批专家的努力，去年在教育部组织的中学文科教材评审会议上，把贺敬之、郭小川、李季之流的诗歌统统赶出了教材，当他最后总结道：“让这些人见他妈的鬼去吧！”，台下掌声雷动 从工具论中挣出 ——读《新诗90年序跋选集》 林忠成 </div>     在翻阅黄礼孩主编的《新诗90年序跋选集》时，我打开了一条历史之河：看见了底下的鹅卵石与水藻，众多诗人像一条条鱼在游动，这是一部波光粼粼的诗歌史，那些闪烁的的浪花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肇始。可以看到中国现代诗从粗粝、夹生、变异到温润、娴熟、从工具论逐渐转向本体论，从异化的诗歌转向自在的诗歌。     中国现代诗可以历时性的划分为三大板块：从胡适的《尝试集》到49年，从49年到70年代末，从70年代末至今。中间那个阶段的中国新诗是工具论手中的锄头、铁锤、弓箭、匕首一类的东西，是庞然大物投下的阴影，是意识形态的附庸。在第一阶段，如果说胡适的“一只苍蝇哼哼哼，两个蚊子嗡嗡嗡”，冰心的母爱、童心，李金发的食客，徐志摩的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体现了一种诗歌的自在性，那么，被主流意识形态过度阐释的郭沫若、艾青、臧克家、殷夫，他们一开始就把诗歌异化了。其实整个20世纪中国的主流文学甚至主流文化都是工具论的重灾区，它们必须要攀附在一棵大树上才能生存，从来没考虑过自己也可以长成一棵树，从此告别爬行主义的生活，一种缺钙的生活，从此告别软骨病。     49年到70年代末的主流诗歌是整个文学史的耻辱，一代人沉重的十字架，它沦为了帮派打手一类的可悲境地。元遗山在《南濠诗话》中写出了这种伪文学的辛酸——“纵横纵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在1975年出版的《北京工农兵诗选序言》中，作序者钢牙铁齿地喊着：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把诗歌当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冲杀在批判刘少奇、林彪和孔老二的激烈战场上，为革命写诗，为战斗写诗。”所以这篇序言很顺理成章地取名为：“让诗歌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如果德国汉学家顾彬钻研了这一时代的诗歌，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概念归结——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在他眼里都是垃圾，批判作家们没有骨骼，充满奴性与市场味？     当整辆文学列车隆隆地开进红色恐怖主义的帝国大厦，当全体中国文人被主流意识形态绑为人质，连郭沫若也对大跃进大唱赞歌，写下《向江青同志致敬》时，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主体性、本体意识、终极关怀之类的纯正话题吗？套用一句西方思想界的名言：在文革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诗经》里有这几个句子可以透析出当代良知尚存的中国文人对那段红色恐怖主义极权的心态：“取彼僭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     这三十年来在诗歌界形成的伪庄严，伪崇高的遗毒，在整个中国奔向日常生活后，还时常发作出来。浸淫其中的几代诗人由暴风骤雨般的急性中毒转变为慢性中毒，毒源虽然被清除出历史舞台，但毒素已经深深渗透进了他们的肝脏脾肺，不是喝几杯清水服几贴泻药所能解决的。所以，艾青、臧克家、公刘在80年代初的朦胧诗大论战中，脸色铁青，摁着隐隐作痛的内脏训斥北岛们：“充满资产阶级趣味，脱离人民大众。” “是文艺界的一股黑风。”     习惯了在主席台上的庄重发言，连半夜的梦话都是作报告的腔调。鲁迅当年说过，所有的中国人只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为能做稳奴才而洋洋得意，一类为做不到奴才而唉声叹气。鲁迅在一篇杂文中还提到：奴才一旦做了主子，将比原来的主子更加凶狠。真是入木三分！这些当年被红色极权关入牛棚、被逼去扫厕所、被五花大绑拥到台上批斗甚至被逼得家破人亡的“奴才”，在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红色皇帝驾崩后，对来自底层的，无权无势的朦胧诗人为什么如此逼迫？     8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主流文化界都在慢性中毒中喘息，脸色苍白。佐证之一：80年代的小学、中学文科教材，充塞着贺敬之，郭小川那批御用文人“吾皇圣明”之类的颂歌，《回延安》《青纱帐，甘蔗林》等等，鲜活的，当下的，去蔽的日常生活，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完全被教材排斥在外，工具论在垂死挣扎。     2008年10月在厦门鼓浪屿诗歌节上徐敬亚对那段急性中毒的时期总结道：“我们那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49年以前成长起来的成名诗人集体发羊角颠。30多年过去了，栽下的小苗都成参天大树了，中国诗人体内的毒素该彻底除净了吧，不一定。“彩霞铺满大道，阳光染红胸膛”“幸福的歌声撒满田野”“飞向金色的首都”这类伪崇高伪庄严的文革口吻，直到今天，仍然是一部分人心里的宏大叙事。圣洁，繁华，富丽，盛大，高远，宏阔，欢畅，令人恶心的和谐，这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的伎俩在诗歌圈大行其道。08年8月在北京开了场世界性的体育公开课，居然让多少诗人热泪盈眶，哭着喊着要为这节体育课争光添彩。工具论的毒素不但难以在中毒者身上彻底除去，还会遗传后代。08年那阵有多少官方期刊在征集以那节体育课为题材的诗歌，又有多少缺钙者趋之若鹜。     庞然大物随便清清嗓子，一些文人就连忙递上开水，润喉片，深深弯下去：“愿成为您老的工具。”尽管有一批诗人嗜毒成瘾，但是，回归本体，把诗歌归还给诗歌，把人归还给人，是一股深得人心的汹涌大潮。违反伦常，违反人类共性，违反普世价值，无论被权力话语怎样包装，也别想弘扬开来。它终归会回到它该有的位置，该消失的就会消失。08年10月在鼓浪屿诗歌节上，著名评论家，三崛起之一的孙绍振教授大声宣布：经过他与一批专家的努力，去年在教育部组织的中学文科教材评审会议上，把贺敬之、郭小川、李季之流的诗歌统统赶出了教材，当他最后总结道：“让这些人见他妈的鬼去吧！”，台下掌声雷动。巴尔特说过：“任何一种政治写作都只能证明存在着一个警察的世界，这些写作在总体上是毫无出路的。”那些语言生硬、意境贫乏、思想浅薄、技巧陈陋、人格沦丧的伪诗退出教材，退出大众的视野，是一种历史的必 然。     让诗歌回到诗歌，让意识形态回到意识形态，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别控制不属于你的，和谐你不该和谐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现在，我们把历史的探照灯打回到二三十年代，发现那时期的许多诗歌是需要重新估价的，尼采所谓：“打倒一切偶像，重新估价一切。”那个时期虽然兵荒马乱，社会分裂，这反倒给诗人们提供了一种自由，没有哪股权力话语的毛爪子伸向诗歌，掐着它的喉咙逼它讴歌或让它充当“锐利武器”。新月派诗人，以及冯志、卞之琳、朱湘等人，他们的文学地位其实是被掌握话语权的左派文史撰写者遮掩了，单从诗歌的自为来看，这些诗人更接近本真，更接近诗歌内核，语言纯熟，工于巧智，随心所欲不逾矩。朱湘在三十年代写过一首《当铺》：“美”开了一家当铺//专收人的心//到期人拿票去赎//它已经关门。”视角奇异，它体现出的强烈知性，不逊色于当代诗歌。     49年以前，“藏天下于天下”的诗人还有戴望舒、李金发、冰心、汪静之、九月派诗人，部分的艾青，这是一批敢于在诗歌中原在的人，听从内心招呼，不盲从，不随众，不论为权利体系的工具。三十年代后期到整个四十年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一宏大叙事压垮了大批文人。当诗歌被历史逼着去充当工具时，它的悲剧就开始了。尤其是在红色占领区，诗歌出卖自己提前预演，源于一场莫名其妙的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这场座谈会提到的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等一些列服务观、服从观，必将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笑话。作为一个常识，诗歌只能为自己服务，只能对自己负责，它只能服从自己。自从那个座谈会后，诗歌就成了娼妓，它出卖自己成了权利体系的一部分，成了荣耀，身份，协会主席之类的东西。从那个时候诗歌登上意识形态的贼船，一路沿着错误的方向狂奔，变得面目全非，不在自足，无法原在，它在茫茫人海中找不到自己了。     这部《90年序跋选集》简直是一部20世纪中国人精神史的浓缩，德里达与阿特瑞奇在一次谈话中认为：从文学中可以提炼出历史的精粹。20世纪中国文人的精神史是一场去蔽史，不断把泥浆、裹尸布剥离开洁白高贵的精神，在一桶桶清水的冲刷下，诗歌渐渐露出本真，还原原在。历史必将永远记住当年冒着危险为还原诗歌本真而努力的先驱者：食指、黄翔、北岛、舒婷、芒克等。     本人一点谫见是：这期《序跋集》收入的文章朦胧诗以前的占太多位置了，全书560页，350页以前全是改革开放之前的。虽然前面占的时间更长，但49年至79年那一段，没有诗歌存在。49年到新诗诞生那截，不过三十多年，朦胧诗至今也是三十多年。觉得礼孩有点厚古薄今了。朦胧诗至今这段时期的诗歌是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得到诗届内外一致肯定，连刻薄的顾彬都承认：“中国当代文学只有诗歌是成功的。”     另外一个缺憾是台湾的文章收的太少，可能是受客观条件限制，资料收集困难。尽管这样，仍然要向礼孩致敬，他的坚韧，内敛，他的温润与阳光气质，把全部精神托付于诗歌，托付于这个带不来利益的纯心灵之物，在物潮汹涌、人欲横流的时代，并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div>

老木 · 发表于 2009-4-7 13:21:23

加法+减法：当代诗歌选本的一种编法兼谈《中国诗典：1978——2008》
 
 作者董辑
 
 时代在进步，但是并不是时代中的所有事物都在进步，就出版来说，中国诗歌就属于退步者。中国诗歌的出版并没有随着日益繁荣的出版业而繁荣，反而缩水。我自己收藏有很多上世纪50、60、80年代出版的个人诗集，我查了一下，上世纪5、60年代，比如李瑛等诗人都出版有数量不菲的个人诗集，四川诗人流沙河在被打成右派前的短短的几年中，就出版有两种个人诗集《农村夜曲》和《告别火星》。再回到李瑛，我曾在网上搜索到这样一则消息，标题大意为：名诗人李瑛第53部诗集《野豆荚集》出版，这53部诗集，似乎一大半都是1980年代以前出版的。而1980年代以来的诸多诗人，尤其是那些重要的现在仍然活跃在写作第一线的汉语诗人们，又出版过几本个人诗集呢？据我所知，周伦佑、西川、北岛、欧阳江河、于坚、韩东、王家新、多多、马永波等等重要的当代汉语诗人们出版的个人诗集都不多，平均起来好像每人不会超过4本。也就是说，他们（只限于我行文时偶尔想到的这几个名字）出版的个人诗集之和尚赶不上李瑛一个人出版的个人诗集多，而他们的诗学意义、他们对中国诗歌的文本贡献和美学贡献，随便拿出一个，好像就要比某某大上很多倍、十几倍甚至不可同日而语吧。我随手提到的这些诗人都是大诗人，一般点、区域一些的、阶段性的诗人们，出版个人诗集就更难了。很多人最后只好自费出版，或者用假书号出版，或者干脆自己印制没有出版社和书号的“个人诗集”了事。
 有时候，看着这些我收藏的出品于上世纪5、6、7、80年代的老诗集、看着这些印制简陋但是版式插画匠心独运开本各一的个人诗集，我不得不相信，在中国曾经有过一个出版个人诗集很是大方的时代，但是那个时代已成为往事。
 在个人诗集出版老大难的今天，选集因为成本低（主要就是不给被选作者稿费，压低编选者稿费、不走版税程序、你找他要样书、稿费什么的他也可以揣着明白装糊涂等等）、操作快、销路有基本保证而成为中国诗歌被出版的主要方式。我记得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很多出版社开始出版年度最佳诗选之类的诗选，据我有限的阅读，这些年来，每年，都有不少于5本的类似的选本出现，总结和整理上一年度的中国诗歌。除了这样的年度选本之外，其他的选本也很多，如以流派、阶段、网络、年龄段、群体、新诗某某首等为编选立足点的当代诗选，几乎每年都在出现。在只有极其少数的大诗人、重要诗人才能有幸出版个人诗集的情况下，在个人诗集绝大多数自费出版的情况下，诗歌选本成了中国绝大多数诗歌从业者亮相中国出版界的惟一机会和惟一方式。很多诗人们忙活一年，在民刊、博客、论坛、稿纸、几乎不给稿费的官刊上苦吧苦业地忙活一年，最后也不过只有一首或者几首诗歌能够在选本中被出版一下。而通过这样的方式享受到出版快乐的诗人其实也很少，在这个码洋和实洋充当出版方向盘的时代，在这个出版业的鸡贼时代，对中国诗歌来说，选集大过个人诗集，似乎也是一种必然和合理的出版现实。诗歌选本的重要性，如此可见一般。
 《中国诗典：1978——2008》，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徐敬亚主编，苏历铭、谷禾等选编。和以年度“最佳”诗歌为主要内容的某某年度诗选不一样，和选家编选的带有很强个人编选意图的各类诗选也不一样，书的名字明确告诉我们，这是一部构思宏大、时间跨度也足够长的有野心的诗选，它甚至多少带有那么点断代总结的企图，而30年的时间跨度，也足够支撑编选者的野心。
 翻开，仔细看了目录和编选者的说明和后记等，我突然觉得，这是一部很有些特点的选本，甚至有可能为当代诗歌选本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编法”。
 编选家都知道，编文学选集，编历史性的选本比较容易些，因为时间已经替你淘洗过了；标准的掌握也相对容易些，因为有大量的学术成果可供参考，而且没有人情左右你，你的编选相对自由。用东北话来说，就是不容易犯说道，可以四平八稳的进行。编辑当下性的选本则难一些，主要是你编选的内容变数比较多，变化大，复杂性强，而且有可能你没有行之有效的度量衡既标准。就诗歌来说更是这样。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近30年的诗歌，变化极大，标准多元，内容过于丰富，复杂度和芜杂度并存，最重要的是，它正在生成之中，你很难在总体上把握它和清晰的测看它的过去和以及未来。对这么一个不断变化的庞然大物，想将之编成人人称好的选本，难度很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编选者身处其中，人情也是个问题，不被人情左右真空式的编选几乎是不可能的，编当下诗选的编者，不管他们把手里的学术戒尺举得多高，他们打在人情屁股上的板子都会轻如鸿毛，这是难免的，只要人情不过于泛滥也就罢了。
 粗略考察一下手中所有的当代诗歌选本，不完全统计，发现大致有这么多的编法。
 比如“精英编法”，就是站在一个很高的学术角度，编选那些得到公认的重要诗人的重要诗歌，例如《岁月的遗照》《现代诗10首红黄卷》等等等等。这样的选集经典性一般较强，但是缺乏当下的鲜活色彩，出版上的经济价值相对较低，出版商冒的风险较大。
 比如“时间编法”，就是截取某一段时间，将这一段时间的主要诗人和诗歌作品编辑起来，集为选集。例如杨克操持的《中国新诗年鉴》、每年好多出版社出版的年度最佳诗选等等等等。这种编法的好处是比较鲜活，现场感强，能够扫描最新的写作状态，但是经典性略差，最后往往都沦为参考书。
 比如“主题编法”，这里面的主题可能是一种写作策略，也可能是某一流派、写作集团、写作场域、写作方法等等等。例如大名鼎鼎的《朦胧诗选》《后朦胧诗全集》《中间代诗全集》《网络诗典》等等等等。这类选集很多，随着当下的诗歌写作益发丰富和多元，找个点子就可能编选一下，但是也容易流于普通和暧昧。
 当然还有一些编法，但是我觉得这三种编法最为常见。《中国诗典》就其所容纳的时间元素来说，类似于“时间编法”，只不过它的时间跨度相对要长一些而已。从入选诗人和每人只选一首来看，又有点类似于“精英”编法，只不过它的精英多了一点，有385人（一人一首诗歌，也就是385首诗歌），而《全唐诗》是2200多位诗人，算上后来的几种补遗书籍（如《全唐诗补编》等），整个唐代加上五代诗歌是共有诗词作品54000余首、作者3300余人。唐代和五代加起来的时间跨度是342年，平均算起来，30年也产出近300诗人。当然，这种简单的数学游戏不是在证明《中国诗典》纳入的诗人们已经经典，只不过是强调在这个时间段中，有这么多诗人似乎也无可厚非。
 《中国诗典》的编法是，在一个足够长的时间段中（不仅仅是1978到2008这30年，从诗歌文本的产出日期算起，应该是从1968年开始的），选进数量相对来说较多的诗人，然后压缩每一个人的文本备选空间，压缩到比零多一点，就是一，每人一首。这每人一首也不是按照编选者的个人好恶来选，对那些大名鼎鼎的作者来说，一般选他们耳熟能详的代表作、成名作、名作；对量级相对弱些的作者，则选其文本最为完整的诗作，这里“最为完整”的判断，当然由编选者做出。除此之外，就是尽量联系入选作者，让他们自荐自己的那一首，三种方法，三管齐下，最后集成本选集。这种选法，我认为也许提供了当代诗歌选本的一种新编法。什么新编法呢？那就是我的标题：“加法+减法”，“加法+减法”编法。
 时间段长，人头多，这是一种加法，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丰富性、鲜活性、见证性和包容性；每人一首，是减法，可以保证文本质量，把学术争辩降至最低，一个诗人，写了那么多诗歌，如果减到一首，还无法服众，那还写什么啊。
 加法+减法，好处就是可以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空间审视中国诗歌，使视野更为广大，在提高见证性的同时提供更多的资料和细节，以便于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的本真。而每人一首（当然一首不是绝对的，这里的“一”可以理解为“少”）保证了文本质量，复杂的诗歌史也因此变得繁中有易。在我看来，这一首诗歌不单单是该被选作者的一个点，它提供的也不单单是仅属于这首诗歌的阅读快感，这一首诗就是这个被选诗人的大门，喜欢的这首诗的读者就可以从这个大门进去，走向该作者更多的作品。在阅读浅、泛化和快餐化的今天，我认为这种编法也便于读者阅读。一册在手，专业读者可以从专业的角度入手，研究名作是如何成为名作的，并发现新的阅读兴奋点和心得阅读方向；非专业的读者可以随便翻看，本书就内容来说，完全能够把他们带入近30年来中国诗歌的语言大花园，让他们感受众多重要诗歌的美学芬芳。
 这就是加法+减法编法，我的一种总结。
 编法如何，不决定选集的质量，就如同战术如何，也不决定球队的战绩一样。好的选本，需要好的下功夫的编者，当然，编法是重要的世界观。那么，回到《中国诗典》（以下简略为诗典，并不加引号）本身，絮叨一番。
 诗典入选诗人出生年月的上限是1948，这个年龄节点的选取有一定的道理，它规避了更早年代出生的诗人，使“中国诗歌”受限。这里的中国诗歌主要是指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中国诗歌，尤其是1978年以降的中国诗歌。一般来说，中国当代纯正意义的诗歌、现代的、前卫的、先锋的，和过国际诗歌并轨的诗歌，是从1978年开始大面积浮出海面和蔚为大观的，当然，在这之前，有10几年的潜在写作时期。这个年龄节点还从当代诗歌这个大范围中框限出了更为精确的小范围，因为中国当代诗歌其实很复杂，1949年之前的很多作者都在当代诗歌的范畴内写有传世之作，其中不乏九叶诸人的创作，如果全部算进来，诗典的时间刻度将变得模糊，文本向度的统一性也将被破坏。用1948划线，我们就知道这本诗选主要选取的是50后60后70后80后这四个年代的诗人的作品。这是繁中求简的做法。
 从入选诗人的名单上看，本书作者分数多个写作战壕，来自不同年代，编选者在眼界方面，基本上做到了广角、开阔。这其中，有经典诗人资深诗人如北岛、周伦佑、欧阳江河、于坚等；有现在创作正活跃的中坚诗人如马永波、安琪、阿翔等；有地域性比较强在本地很有影响的诗人如于耀江、古马等；有过去有影响现在很少出现的过去时的诗人如吕贵品、宋词、包临轩、朱凌波等；有基本处身于某一流派内的诗人如道辉、阳子、刘立杆、陈亚平等；有多在正式刊物上发表诗歌并成名的发表型诗人如白连春、谷禾等；有80后新锐诗人郑小琼、李小洛等；有院校中的学院派诗人如臧棣、周瓒、胡续东等；有多年在民间游走的诗人如邵春光、阿坚等；有现在生活在国外的诗人杨炼、雪迪、孟浪等；有王家新、王小妮、徐敬亚、徐德民等这些文革后涌现出的诗人；也有李亚伟、默默、郁郁等等从第三代走出的诗人；有刘诚、南欧等这样写作较早成名较晚的实力型诗人；当然也有吉狄马加、叶延斌、李小雨这样的所谓的官方诗人们……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白洋淀诗派、今天派、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70后、80后等代际主要诗人都包含在本书的名单之中；从地域来说，除台湾诗人没选入选集外，大陆诸省包括港（黄灿然）澳（姚风）都有诗人入选；从诗作的出现时间来看，早到食指写于1960年代末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近有郭力家写于2008年的莽汉体新诗《2008 啊》，历史性的诗篇和当下性的创作熔于一炉；从篇目上看，300多首诗歌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已被诗歌史光荣加冕的经典名篇，有三分一是耐读的公认的好诗，有三分之一是能经受住推敲的品质之作。这就是《中国诗典：1978——2008》，足够广泛的视野，足够多元的美学，足够驳杂的胃口，理所应当足够丰富。
 当然，选本是无法完美的，选本的缺陷性构成了选本的个性。当诗典已经变成了一本书，而不是电脑中的文档和纸张上的笔迹的时候，现在面对它，很容易就能看出其所内含的不完美性或曰可商榷性。比如，人选方面，是不是一定就应该是这些人，能不能再多点或者再少点，而且，这里应该是还有一些堪称败笔的遗漏。在这方面，我做了个比较粗略的名字检索。
 据我的记忆所及，原本选入但是被出版HX掉的应该有沈浩波、尹丽川、胡冬、赵思运。而方含、蓝马、刘涛、马松、钟鸣、虹影、吉木狼格、发星、张修文、赵丽华、萧沉、贝岭、刑天、刘太亨、黎正光、俞心焦、章治萍、殷龙龙、晓音、赵思运、李伟、谢宜兴、刘伟强、何拜伦、曾宏、李轻松、曾蒙、朱杰、姚辉、巴音博罗、根子、骆耕野、谢烨、邵璞、傅天琳、叶文福、杨牧、章德益、林染、张学梦、张烨、王艾、张子选、洪烛、金汝平、于德北、梁雪波、孙慧峰、丁丽英、吕叶、海上、汗漫、冯杰、沉河、胡宽、舒洁、景旭峰、牧斯、葛筱强……等应该被选入诗典。
 这里面，方含是今天派甚至北京地下诗歌时期风格独特的抒情诗人，其诗歌的音乐性应该不弱于后来的黑大春，他的独特的抒情嗓音因为杂有时代的和声而更为动听。根子更是白洋淀诗派的天才诗人，他的创作在那个时代不单单是个异数，就无中生有来说，堪称奇迹。蓝马、刘涛、吉木狼格是前非非时期的重要成员，如果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说，诗典有杨黎、何小竹、尚仲敏，也应该有他们的作品。马松的文本是莽汉诗人中的异类，他的诗歌不无完全是情绪的暴动，而更多是词语的胡闹和想象力的乱搞，不知道怎么把他落下了。钟鸣不用说了，是重要诗人，如果单就四川来说，更是。他9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很有价值，其中不单单只是随笔，诗歌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虹影虽然是小说家，但是如果考虑到她有一部分诗歌是在国外期间所写，而且她的呓语式的短诗还是有一定特点的，所以似乎也应该把它算成诗人选入。发星、张修文二人，一为高举当代少数民族写作大旗的重要民间诗人、出版者，一为有特点的后非非诗人，所以应该入选。
 民间诗人方面，虽然选入了邵春光、阿坚等，但是遗漏了天津的萧沉、北京的殷龙龙，此二人不论是在近20年来的民间诗歌史还是本地，都是有地位和文本特点的诗人；过去时类别的诗人遗漏了刑天、何拜伦、洪烛、王艾、刘太亨、舒洁、景旭峰……其中王艾、刑天是曾经选入多种选集的诗人，前者现在虽以艺术家和小说家著称，但是其最开始的创作是诗歌；刑天是北京圆明园诗社的重要诗人，现在虽然已经不再创作，但是他的几首短诗如《声音》《永恒》《隐痛》都是很有特点的诗作，不应遗忘。何拜伦在第三代诗歌溃退解散的90年代初期曾经主主办民刊并以其带有后现代特点的诗歌而产生影响，如果从为历史存档的角度出发，似乎也应有作品入选诗典。
 赵丽华是明星诗人，是网络时代的汪国真，我不记得她为什么被诗典遗忘，可能也是遭遇了HX。贝岭是中国当代诗歌尤其是最近30年诗歌中的一个醒目的点，他似乎也不该被诗典遗忘。黎正光是川中资深诗人，上些年曾经主办过诗歌网站，如果书名《中国诗典》，理所应当收入。俞心焦创作力旺盛，具有一定的天才色彩，堪称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抒情诗歌尤其是强力诗人特色的诗歌的代表作者之一，和他类似的诗人似乎还应该包括曾德旷，这二人也不在诗典之中。诗典收录了一些“地域诗人”，既在本地诗坛较比有名较比有影响的诗人，他们一般立足于本地诗坛但是面向全国，比如诗典收录的于耀江、赵亚东、赵明舒、郭文斌等诗人，我觉的，这一类诗人诗典有所遗漏，我大致凭记忆和涉猎所及找出了一些名字，比如章治萍之于青海，于德北、孙慧峰、葛筱强之于吉林，曾宏之于福建，李轻松、巴音博罗之于辽宁，林染之于甘肃，姚辉之于贵州，牧斯之于江西，曾蒙、朱杰之于四川等等。我在此强调一下，说他们是“地域诗人”没别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诗歌活动多在省内或者本地区展开，其中曾宏、李轻松都是很重要的诗人，前者在第三代中，后者在女性作家中，都是有号的人物（附注：苏历铭君提醒我李轻松和下文提到的沉河入选，是我在翻阅时略过了，阅读尚出现问题，可见编选之难。为了保持原样，我暂时不改了，另将苏历铭的留言和我的回话附在后面，以还事实之原貌。）。这些人里，林染似乎有些特别，有时候他被目为西部诗人，有时候他又被目为官方诗人，不管是什么是诗人，似乎应该有他一首诗如选。和林染类型接近而没有进入诗典名单的还有杨牧、章德益，如果叶延斌、李小雨、吉狄马加等入选，似乎也应该把他二人选入。还有叶文福，不管他的诗歌多么不现代，他的重要性应该令他不能缺席诗歌史。

老木 · 发表于 2009-4-7 13:21:57

朦胧诗或者泛朦胧诗一代诗人中，我觉得，诗典不该忽略如下名字：骆耕野、谢烨、邵璞、傅天琳、张学梦、张烨。这里面，骆是有“名诗”的诗人，《不满》和《车过秦岭》具有很强的诗歌史价值；邵璞的诗歌在当时的学生诗人中很特殊，他的一些产生影响的诗歌如《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等应该是后来的生活流口语类诗歌的先声之作。中间代一代诗人中，晓音、李伟、谢宜兴、刘伟强没有出现在诗典中，这里面，后三人在本地诗坛都是有一席之地的诗人。另外，如下诗人似乎也应该入选，比如：张子选、洪烛、金汝平、梁雪波、丁丽英、吕叶、海上、汗漫、冯杰、沉河、胡宽、舒洁、景旭峰……他们或者是写作时间较长的名诗人，或者是近些年涌现出来的新锐诗人，或者是曾在中国诗歌的某一个阶段频繁亮相的诗人，他们拥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有比较扎实或者有影响的文本，比如张子选，在第三代以来的诗人中，他的书写特殊地域生活感受的诗歌是有特点和优势的；比如海上，他的文本和人本都有历史和研究价值；再如汗漫、冯杰、舒洁、景旭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刊“最后的贵族”阶段，他们都是被铅字率很高的诗人。
 说了这么一大推，有点事后诸葛亮和找补人情的意思，其实不是。编辑选集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编辑年代跨越较大的现在时的诗选，难免要顾此失彼，编选者往往在突破了热情的罗网之后，陷身于茫茫的人名和阵风般袭来的人情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造成漏选和错选实属正常。但是当成品摆在面前时，感觉就又是一个样了，编选者会在某些瞬间陷入沮丧，感觉自己的工作不完美处甚多，在这个时候，找补一些人名，我觉得也完全正常，至少为理论上的再版做了虚拟的准备。在此不再多说。
 提到不“完美”，那就就《中国诗典》入选诗作的取舍方面简单谈谈我自己的看法。诗典的编选原则是每人一首，其实这种编选是有一定难度的，争议性也会很大。诗典在这方面我觉得应该能打80分，就是说入选的诗作基本上是可以代表该诗人创作的“代表作”，其中有些作品更是早已被文学史郑重存盘的非删文件。因为只能一人一首，原则上是选择该诗人的代表作、成名作和影响最大的标签之作（篇幅太长的诗歌一般不选），同时接受诗人本人推荐。除此之外，我觉得编选者也还广泛参考了各类评论和发挥了自我的能动性，说白了，是他们在选而不是文学史或者其他人的评论在选。常言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诗歌更是这样，同一首诗，不同人的读解会相当的不同，这也是诗歌魅力永在的一个原因。在入选诗作方面，我们看到，诗典中的很多诗人都和他（她）的代表作站在一起，比如阿坚的《网球》、周伦佑的《想象大鸟》阿吾的《相声专场》、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安琪的《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李亚伟的《中文系》、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大仙的《听蝉》、陈东东的《雨中的马》、芒克《阳光中的向日葵》、西川《夕光中的蝙蝠》、黄梵的《中年》等等等等，都是名人配名篇，谁都说不出什么。当然了，其中有些诗人的入选作品也可能会招致不同意见，比如食指是《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而不是《相信未来》、北岛是《履历》而不是《回答》《宣告》或者他其他的作品、多多是《春之舞》而不是《看海》《依旧是》或者他别的作品、顾城是《生命幻想曲》而不是《一代人》或者他别的诗歌、郭力家是《2008啊》而不是《特种兵》、江河是《星星变奏曲》而不是《纪念碑》或者《追日》、杨黎是《撒哈拉沙漠上得三张纸牌》而不是《冷风景》、马永波是《蝴蝶》而不是《小慧》《电影院》等等他其他的诗作……这里面，我觉得第一是是很多诗人的代表作和重要作品多；第二就是编选者根据自己的感受甚至感情偏好做出的取舍，因为毕竟是他在编而不是别人；第三就是根据诗典篇幅进行有效的取舍；第四可能是力争提供新的阅读兴奋点。不管怎么说，就一部诗选来说，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满足所有读者的胃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那么，一本诗选，永远应该是一本未完成的诗选，它的一部分，就在那些缺失的名字和诗行中，它们同样属于这本诗选，同样提供美好的阅读。因为伟大的博尔赫斯已经告诉过我们，时间和历史也不过就是一部沙之书，目的不是完整和完成，不是拥有，更不是不可更改，而是翻阅、感受、不解、迷惑和遗憾，书作为书所能提供给人类的快乐和幸福，大抵在此。
 对选集来说，能提供经受住推敲的作品，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快感和收获，已经很好了，甚至对选集来说已经算完成了任务；但是，如果选集在提供阅读的同时，还能够提供出一种新的编选法，能够用编选的方式作用于其所编选的领域并产生影响，那就更好了那就再好不过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诗典：1978——2008》是一本有价值的诗选，因为他不但简明扼要的串联了30年来的中国诗歌，让30年来纷繁复杂的中国诗歌史变得清晰明了，而且还提供了一种有关于当代诗歌选集的编辑法：加法+减法编法。对一部诗歌选集，你还能要求更多吗？而作为一部诗歌选集，我觉，它，已经完成了任务。

狐狸书生 · 发表于 2009-4-7 19:03:54

其实，不大适应看这些斗来斗去东西~~~
 
 是否，可以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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