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哪个，还有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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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哪个，还有哪个
                    闻雪思


  何首长是从部队转业到我们机关的干部，言行举止都带着军人的作风，在单位里对人招呼总爱敬称“首长”，所以人们都把他称为“何首长”。工作闲暇之时，我和何首长爱聊天，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海阔天空，无话不谈。有一次，何首长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
  文革时，我在南方某城市执行支左任务。你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毛主席他老人家认为，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都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是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这是异常危险的。必须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于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战略部署，吴晗、邓拓、廖沫沙的“三家村”被打倒了，彭真的北京市委“独立王国”被打倒了，周扬、陆定一的中宣部文化部“阎罗殿”被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打倒了，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乃至县、乡、镇的主要领导纷纷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个接一个被打倒、被夺权、被靠边，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的失控状态，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混乱。我们部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支左”，实行“三支两军”，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三支两军包括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其关键核心是支左，支左就是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组织。文革时群众组织风起云涌，什么红卫兵啦、战斗队啦、兵团啦、司令部啦，派别纷杂，都以左派自称自居自诩，都在攻击不同观点的派别是保守派、右派、反革命，都在指责对方打着红旗反红旗。因此，弄清哪个群众组织能称得上所谓革命左派，成了各支左部队首长最感头疼的问题，搞不好也会像地方领导人一样，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受批评、作检讨、甚至被撤职。特别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在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文革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不少地方不断传出挖出反动组织的消息，更让我们感到形势的严峻、斗争的复杂和任务的艰巨，脑袋里阶级斗争意识的弦不由绷得越来越紧。
  果不其然，1968年秋，我市在清查中也破获了一个名叫反共救国团南疆分团的反动组织，情报显示，这个反动组织正在密谋暴动。一个星淡月明的晚上，部队接到命令，协同警备区和公安局开展收网行动，抓捕暗藏的敌人。我们在全城实行了戒严，在各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封锁了路口。全副武装，荷枪实弹地包围进入了各个社区、楼盘、住宅院、工厂、村庄、宾馆、学校、医院、公共场所，进行全面搜查，根据已被捕嫌疑人所供认的证词和现场指认，连夜逮捕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可以说，整个行动进行得非常干净利落，我们的战士冲进去的时候根本没遇到抵抗，或者说被捕分子根本来不及反抗，不费一枪一弹，统统束手就擒。所有现场只听到一片喝令：“不许动！”“举起手来！”“哪个、哪个、还有哪个？”只是在青云街123号实施抓捕时，意外地遇到了一些尴尬。犯罪嫌疑人曾供认，该组织的头目就潜伏在这里的7栋502房内，职务是副司令兼暗杀队队长。我想，这肯定是个心狠手辣、穷凶极恶的家伙，因此亲自带队进行抓捕。我们悄悄地将整栋楼团团围住，在院子里秘密布置了狙击手，每层楼梯拐角都派两个战士把守。我带一个班，个个手持冲锋枪，快慢扳机都扣在全自动位置，蹑手蹑脚走上五楼。四个战士端枪分列502房门两旁。我一挥手，三个腰圆膀粗的大个子战士一起用力，猛地将房门撞开。我率先冲了进去，卧室的床上有个人盖着被子睡觉，似乎被响声惊动了。我一个猛虎扑食，跳到了床上，狠狠地将他连头带身蒙在被子里面。被子里面的人拼命挣扎，我趴在上面，用尽全身力气使劲压，很快他就动弹不了。一个战士拿枪顶住被子，另一个战士拎着手铐过来，掀开被子，准备给他铐上。可是被子掀开的刹那，我们全都愣住了：被子里的人竟然是个女的，而且是个年青的姑娘，一脸稚气，正惊慌地瞪着我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我们同样感到意外，面面相觑，莫名其妙。受到惊吓的女孩子哭了起来。一个中年妇女穿过重重警戒，从楼下跑上来，将女孩子搂在怀里，连声问：“怎么啦，出什么事啦？她做错什么啦？”
  经询问，原来502房的男主人早已病逝，如今居住在这里的只有母女俩，她们相依为命，在这里已居住多年，房子是她们的，母亲在工厂工作，孩子还在学校读书。她们平素交际不多，近期并无亲友寄宿。这孤苦伶仃的母女不管怎么看，哪一个都不可能担任反动组织的头目，哪一个都不可能当上凶残嗜血的冷面杀手。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情报有误，出岔错了。我只好一面好言安慰这两位惶恐惊慌的女性，表示我们是执行任务，绝不会冤枉好人，一面将实际情况迅速向联合指挥部报告，并立即率队撤离。
  返回部队驻地之后，我立即前往联合行动指挥部。本次行动联合指挥部设在警备区司令部。虽已夜阑，却仍然灯火通明，戒备森严。被捕的犯罪嫌疑人本应关押在公安局的拘留所，但由于战果辉煌，部分被捕人员也押解到这里，平素肃穆冷清的院落车来人往、岗哨林立，显得相当热闹。我向指挥员汇报了任务执行情况，提出自己的疑问，请求重审情报信息。指挥部同意了我的请求，派警官陪同我到公安局提审。我们首先调阅了审讯记录：
  时间：1968年7月13日
  地点:市公安局审讯室
  问: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老实交代，否则死路一条。明白吗？
  答：明白。
  问：你的名字？
  答：韦福祥。
  问：你们组织的名称叫什么？
  答：中华反共救国团南疆分团。
  问：你们组织的纲领是什么？
  答：反共救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问：你们有什么计划？
  答：实行暗杀，组织武装暴动。
  问：行动时间？
  答：农历七月十四，中元节。
  问：行动代号？
  答：鬼日行动。
  问：行动暗号？
  答：口令，见鬼；回令，杀鬼。
  问：你在你们组织中担任什么职务？
  答：我没有职务，就是个普通的兵仔。
  问：什么兵？
  答：勤务兵。
  问：你的长官是哪个？
  答：吴哲仁。
  问：哪个？
  答：吴哲仁。口天吴，哲学的哲，仁义道德的仁。
  问：还有哪个？
  答：没有了，我就伺候一个长官。
  问：吴哲仁是什么官衔？
  答：他是行动指挥，副司令。
  问：什么副司令？
  答：中华反共救国团南疆分团副司令，中校副司令。
  问：他就只有一个职务？
  答：啊，暗杀队队长，他还兼暗杀队队长。
  问：吴哲仁住在哪里？
  答：……
  问：说。住哪里？
  答：青云街。
  问：多少号？
  答：……
  问：快说。
  答：123号。
  问：几栋？
  答：……
  问：问你呢！
  答：7栋。
  问：几单元几号房？
  答：……
  问：唔？
  答：单元记不得了，在五楼，502房。
  问：老实点！
  答：我老实，我老实。
  问：你知道还有谁参加了这个组织？
  答：没有了，我不知道。
  问：还有哪个？
  答：……
  问：哪个？
  答：啊，还有韦福德。
  问：韦福德担任什么职务？
  答：连长。上尉连长。
  问：还有哪个？
  答：没有了。我真不知道了，警官。
  然后是签名，按手印。从审讯记录看，嫌疑人供述是清晰的、明确的，我们正是根据这份记录里的情报信息采取了行动，可是结果却与审讯记录大相径庭。我问公安局负责审讯的警官，有没有对嫌疑人采取逼供信手段，警官说完全没有，绝对没有拷打过嫌疑人。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决定亲自传讯韦福祥。
  到案的韦福祥身材矮小，脸色苍白，尽管低眉顺眼，看似老实的貌相中却透着几分狡黠。他显然察觉到我注视他的目光，稍稍局促一下，很快镇定下来，老实巴交地看着我。我严厉地问他：
  “韦福祥，你知罪吗？”
  他满脸茫然地：“知什么罪？”
  “你为什么说谎？”
  “我说什么谎？”
  “哼，你说，青云街123号是怎么回事？”
  韦福祥苍白的脸泛起了红晕，随即又变惨白了，白的像死人的脸一样，毫无血色。他低声地问道：“你……你们去看过了吗？”
  “哼，那里并没有吴哲仁。”
  “没有？没有就对了，当然没有，肯定没有，吴哲仁，无——这——人嘛。”韦福祥说这话时那种坦然的表情，真让我想抽他一嘴巴。我把火气压了下去，继续严厉地问：
  “可是你为什么说谎？难道我们的警官打你了吗？审讯人员对你用刑了吗？”
  “警官是没有打我，审讯时是没有用刑。可是你们轮流审问我，我已经两天三夜没有睡觉了。我困，我累，我想睡觉，我已经顶不住了，我只想快点结束。”
  “所以你就胡说八道？”
  “哪怎么办？我说我没有参加反动组织，我说我不知道，我说老实话，说真话，你们都不相信，总说我不老实。我没办法，只好胡编，乱说。结果你们相信了，你们就是要听瞎话，爱听瞎话，相信瞎话，我能有什么办法？”韦福祥那一脸无辜的模样，真让我哭笑不得。
  “这么说并没有吴哲仁这个人，是你捏造的？”
  “没有这个人。”
  “反共救国团副司令、暗杀队队长、行动总指挥这些衔头，也是你想象出来的？”
  “是我乱编的。”
  “地址呢？”
  “那是随口乱说的。我从没有进去过，根本不知道里面有几栋房子，谁在里面住。”
  “你不是说你是个勤务兵吗？”
  “那是胡扯的，我想勤务兵地位低，罪责可能小些。所以扯到自己头上，自己戴上了。”
  “你倒底参加反动组织没有？”
  “没有呀，我什么组织都没有参加过，不管是进步组织还是反动组织我都没有参加。我就是个待业青年，做些临时工，散漫惯了，人家都叫我散仔。我都不知道这反共救国团怎么就会跟我沾上边的，真是冤枉啊。”
  审讯进行不下去了。我吩咐将韦福祥押下去，然后对指挥部和公安局的两位警官说，这案子可能有错。公安局的警官却不以为然，他说，犯人受审时供述往往前后矛盾，但每次都信誓旦旦自称老实。不要轻易相信他们喊冤。况且这个韦福祥参加反动组织是别人供述的，交待者就是他的堂兄韦福德，有据可查。
  于是，我们就继续复查。在传唤韦福德之前，调阅了对他的审讯记录。这个韦福德倒是揭发交待了许多参加反动组织的成员，除了韦福祥外，整整还交待了十七个，有男有女，一个个都有名有姓，有住址有单位，还有在反动组织中的职务和衔头。但仔细查看，就发现问题了。据韦福祥交待，韦福德在反动组织的衔头是上尉连长，可韦福德自己声称是个中尉，二者有出入。公安局警官认为中尉较可信，因为上源情报也说韦福德是中尉。然而传讯韦福德本人时，他既没翻供，也没有喊冤，却对自己官衔的变迁大为光火，咬牙切齿地骂道：“这小子，懂得自己去当勤务兵，却硬拉我升了一级官。”我们忍俊不住，都笑将起来。公安局的警官揶揄他说：“升官还不好吗？多少人求之不得呢。”韦福德气呼呼地说：“这官升了不发财，却要掉脑袋的呀。”只字未提是否受到逼供信。
  我们只好向他讲明实事求是的政策，并告诉他韦福祥已否认参加反动组织。韦福德眨巴眼睛，极其诧异地瞧着我们：“他没参加？谁又参加了？难道我参加了吗？”“你没参加？可你怎么说他是反动组织的成员？还交待了另外十几个人的名字、住址和职务？”“那些人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名字和住址是真的，在反动组织的任职是假的，是我乱编的。”“你怎么能这样乱编乱造，胡说八道？”“我怎么就不能？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可以乱说我，我为什么不能乱说人家？”
  韦福德若无其事、一脸无辜地望着我们，我们却无心回答他。因为我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我们正是采信了他胡编乱造的名单，抓了十八个人，将他们作为反动组织成员进行审讯，又将审讯得来的口供作为情报信息，发起了这次收网抓捕行动。如果这十八个人并没有参加反动组织，那么根据他们招认线索所抓捕的一千四百七十三人就不太可能是反动组织成员。这个刚刚破获的所谓反共救国团南疆分团很可能根本不存在，完全是个子虚乌有的东西。这个影响可就大了。我们顾不得责斥韦福德，吩咐将他押解下去。三人立即商量决定，指挥部的警官马上回指挥部向首长汇报请示，我则和公安局的警官继续沿线上溯复查。
  韦福德是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说他参加了反动组织的嫌疑人叫陆先平，却是位农民，韦福德就在他们村子插队。这就把追查线索从城市引向了农村。我们在村子里没有找到陆先平，村民说他被大队民兵抓去了。我们找到大队部，大队主任说陆先平因参加反动组织，已押送到公社。我们去到公社，公社负责人说因案情重大，已将陆先平移送到县公安机关。兜了一个大圈，我们终于在县公安局拘留所见到了陆先平。陆先平头发凌乱，髯髭蓬松，衣衫褴褛，脸带血痕，显然受过刑。听说我们是为复查韦福德案而来，他立即“扑通”跪下，声泪俱下连声喊冤。陆先平说，不但韦福德没有参加反动组织，自己与所谓反共救国团也没有丝毫瓜葛。他是受人诬陷，被刑讯逼迫之下才承认并乱咬一气的。诬陷他的人叫麻富贵，与他同乡不同村。
  我们顾不得细听陆先平诉说冤情，将其押下后，便向县公安局索阅麻富贵的材料，以便继续上溯案情。县公安局的干警说，县里不但有麻富贵的材料，与此案相关的一些人及材料都在。包括麻富贵在内的涉案人员，在移交县公安局之前有不少曾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拷打，但县里绝对没有对他们实行逼供。而且由于其所交待的“反革命”手段、纲领、组织等五花八门、漏洞百出、如同儿戏，县公安局领导也已起疑，正待审查。果然，我们顺藤摸瓜，沿着麻富贵这条线往上溯，全县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各单位、部门、公社、大队先后挖出了一系列的反动组织，什么“反共救国团”啦、“国民近卫军”啦、“三民主义青年团”啦、“中华复兴党”啦、“新民党”啦、“同盟会”啦、“起义帮”啦、“回乡团”啦、“暗杀队”啦，等等，简直是无奇不有。从材料看，这些反动组织还凝聚了不少反革命分子，有的乡村，每五个村民就有一个人赫然列入反动组织成员名录。
  我问县公安局的干警：“你们县竟然破获了这么多的反动组织，抓捕了这么多的反革命分子，你们是怎么想的？”
  县公安局的警官说：“我们也觉得不可思议。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时，县领导强调要抓阶级斗争，密切注视阶级斗争新动向，对阶级敌人要主动进攻，对组织反革命活动的更要狠狠打击，一是镇压，二是惩办，决不能手软。破获反动组织之后，更强调对加入反动组织的人员必须做到‘五交待’：一是交待反动组织名称，二是交待反动组织纲领，三是交待反革命活动计划，四是交待反革命活动的方式方法，五是交待上下联系人员。哪想到运动一起来，反动组织就像埋在地里的白薯一样，一挖一窝一窝的；反革命分子则像种在地下的花生，一扯一串连一串。”
  复查至此，我们都意识到案情有冤、有假、有错。之所以出现冤假错案，其根本原因在于刑讯逼供。作为人民子弟兵，作为专业的执法人员，我们当然不能犯这样的错误。但文革时，狂热的中国人深受毛主席这段语录的影响：“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横扫一切，将当时的中国推进了灾难的动乱。尤其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揪斗、捆绑、下跪、吊打、酷刑乃至杀戮屡见不鲜，冤狱遍于全国。可当时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坚定不移地深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清理阶级队伍是及时的、必要的，反动组织是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很猖獗，之所以出现冤假错案，是因为我们工作出现了偏差。而这偏差，恰恰就是阶级敌人造成的，他们想破坏文化大革命，把运动引向邪路。所以我们要进行复查，沿线追溯，揪出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看看倒底是哪个、哪个、还有哪个坏蛋在搞鬼，粉碎他们的阴谋，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赢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终于查到了此案的源头。引发这起冤案的始作俑者叫农旺财，是一个农村地主子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农旺财很难找到对象，在婚姻上屡遭挫折，早已成为僻村乡野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这天，劳动歇隙时，几个年青人拿农旺财婚姻开玩笑逗乐，农旺财没搭理，却放了个响屁，引得众人哄堂大笑。大家笑得前俯后仰，农旺财却羞愤难当，恼羞成怒，愤怒地喊：“你们再说，我杀了你们几个。”若在平时，若是常人，便是句气话，大家也适而可止，算了，散了，罢了。偏偏正逢清队时期，偏偏农旺财出身这么个家庭，偏偏有个大队贫协主任正巧在旁，一闻此言，他脑袋里苦大仇深的阶级斗争之弦立即绷了起来，马上冲过来，抓住农旺财的衣领，喝令捆送大队部。在民兵殴打之下，农旺财只好承认自己准备行凶杀人，并不得不将自己父亲、叔叔、族兄等扯进来充当帮凶。他的这些亲属自然难逃牵连，也被抓起来吊打，被迫承认准备成立反动组织搞暴动、杀人、放火、抢劫，并将自己的亲朋熟人都拉扯进了反动组织成员名单。就这样，雪球越滚越大，谎话越编越圆，反革命分子越抓越多，反动组织也随之壮大，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一个村一个村扩展，扩展到乡，扩展到镇，扩展到县，扩展到了我们市，还即将扩展到祖国的整个南疆。
  ……………………
  说到这里，何首长沉默了。我在静静的倾听中抬起了头。我是曾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深知那场浩劫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和伤痛，但我还是被故事深深震撼了。我真没想到，如此惊心动魄的政治风波，竟是一个地主子弟放的一个响屁引起的。我问何首长，后来呢，后来问题和矛盾怎么解决？你们怎么跟被捕的一千四百七十三人交代，你们怎么向全市人民解释，就如实说，老老实实地说，是一个屁引起的误会么？何首长说，没有。我们没有那么说，我们始终没有向群众说明最后的调查结果。正当我们万分尴尬时，《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这下我们才得救，不但被错捕的人得到了解放，我们这些执行命令的人，也得到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