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曾向晚辈吐露周总理去世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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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出版的历史类著作中，周恩来侄子周尔鎏撰写的《我的七爸周恩来》是一部重磅著作。

周尔鎏祖父与周恩来的父亲是嫡堂兄弟，1946年起，周尔鎏就由周恩来与邓颖超直接抚养。由于周总理夫妇没有孩子，因为夫妇二人将周尔鎏视如己出，十分疼爱，而周尔鎏在周恩来身边，也亲历了共和国历史上的许多大事。

在周尔鎏所追忆的往事中，邓颖超曾对他坦言周恩来总理去世的真正原因，这段史实无疑一颗重磅炸弹。那么邓颖超是怎么说的呢？

周尔鎏在书中写道，邓颖超给他总结了总理去世的两个原因。

“其一是‘文革’期间，众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国家副总理在内，相继落马，被罢免职务，遭受迫害，处理国家政务的担子主要落在总理身上，长期过度身心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难从史料中找到佐证。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虽然日理万机，但一直很少生病，但到了文革时期，他就长时间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并且由于内心的极度焦虑，导致身体健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967年2月2日，医生诊断周恩来患有心脏病。后来，因为过度疲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周恩来不得不每晚睡觉前开始吸氧，并每天服药4次。

1970年9月5日，周恩来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出现异常。此后，周恩来办公时均有医护人员守在门外以便随时抢救。

1972年5月18日，74岁的周恩来被确诊为患膀胱癌。

周恩来工作累到什么程度？有一个历史细节可以参考。1970年11月12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长时间会谈后，又不得不接着会见到访的罗马尼亚对外贸易部部长布尔蒂卡。周恩来此时已经累极了，于是罕见地要了一支烟，他对布尔蒂卡抱歉地说：“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烟。现在，即使我不跟你谈话，我也不能睡觉，还要做别的事情。”

周总理太过劳累，以至于不得不当众告诉外宾自己困得不得了，闻之让人心酸。

那么，除了过度操劳，邓颖超认为周总理去世的原因还有什么呢？

“其二，（周总理）没有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在确诊为患膀胱癌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治疗组，王洪文为治疗组长，治疗组的意见是暂时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理，进行保守治疗。”周尔鎏写道。

“七爸病情恶化后，医护人员坚持上报，建议及时手术。此时，七爸也知道了病情状况，亲自写报告给中央要求手术治疗。但那时手术为时已晚，手术后发现癌症已经扩散转移。据许多医疗专家相告，膀胱是一个像口袋似的器官，在癌症没有扩散前及时摘除膀胱的话，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挂上一个尿瓶，生活虽有所不便，不致有生命之忧。”周尔鎏写道。

周总理的治疗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这一点可能更加严重地损害了周总理的健康。除了在患癌症之初没能及时手术，在治疗期间，此类干扰也十分频繁，我们不难从史料中找到佐证。

例如，据工作人员回忆，1974年4月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周总理正躺在医院卧室床上接受输血治疗，王洪文的廖姓秘书忽然打来电话，通知总理到大会堂去开政治局会议。

当时，为了不打扰周总理的治疗，主治医生张佐良拿起一张便签，用铅笔给周总理的秘书写道：“小纪，总理睡着了，大概再过20多分钟，输血就结束，请你报告一下邓大姐，如果她同意，你给廖秘书打个电话，请他报告洪文同志。”。

然而，王洪文却坚持叫醒总理去参加会议。护士只得叫醒了总理，当向他说明情况后，总理还不悦地说：“你们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这个血，我不输了，马上拔掉针头，我起床去开会。”

事后工作人员听说，那次政治局会议，并没有特别重要的议程非周恩来总理出席不可。

就是在这样的干扰之下，周总理的病情日益加重。周尔鎏在书中这样写道：七爸不幸逝世，举世悲恸，送别葬礼空前壮观，震撼中外。我在悲痛之余，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生前说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少活了十年。”此话确实毫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