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星无杠 于 2014-2-4 11:45 编辑
同志,老板: 不过,拟亲属称谓习惯在1949年后被打破,革命化的“同志”一词扫荡了中国人称谓传统中的温情脉脉和礼制秩序。 之前被称为“老爷”或“先生”的那些人,在新社会却多半没有资格获得“同志”待遇。除非是民主人士,否则“先生”一词多半不是好称呼——一旦被用毛泽东式的嘲讽语气重新称为“先生”,多半意味着此人前途不妙。 “同志”大幅简化了中国人称谓的复杂性,长辈是“老同志”,晚辈则是“小同志”。革命化的称谓在监狱内略显尬尴,犯人没有资格称管理者为“同志”,因为他们是政府的象征,以“政府”称之恰如其分。比较难的是犯人之间的称呼,互称“同志”等于罪加一等,于是,“同犯”这个词流行起来。 当然,革命并不完全排斥中国人的拟亲属称谓的习惯,只不过,这种称谓方式同样要服务于革命——将国家机器与人民的关系模拟为亲戚关系。譬如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所以对青少年来说,解放军后面是必加“叔叔”二字的,与之类似的还有警察。虽然工人阶级是老大哥,但工农联盟还是长幼有序,教科书谈到农民,一定是贫下中农X大伯,而工人则是叔叔。 文革后期,国民普遍对政治运动疲惫厌倦,称谓上的政治色彩悄悄淡化,更具温情和敬意的“师傅”一词,由蓝领工人阶层逐渐在城市中蔓延,一直延续到今天。 至于“同志”一词,今天党政军、公检法这些国家机器仍是其自留地,但“同志”也不免被温情化,高级官员互称或背称时,姓名是三个字的,会去掉姓氏以显示团结亲切,也有人喜欢以同样方式忽悠某个土豪,就像以前的官宦子弟在以“老爷子”称呼自己父亲的非亲生兄弟,假装自己与高官亲近。 在不少地区,“同志”甚至已经一席不保,党政官员开始喜欢被下属称为“老板”,各级党报以《“老板”称谓与领导作风》为题敲打这种风气,收效却不明显。“老板”也在高校内流行,一些研究生用其称呼自己的导师。而在东北城市,服务场所的工作人员会根据顾客体貌特征及与同伴关系,决定是否对其用“领导”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