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需要“暮夜拒金”，更需要制度“抑恶扬善”

宋丞策

当前，腐败现象依然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加大惩治腐败力度，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

预防腐败必须从狠抓党风建设入手，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树立“三个自信”，坚决纠正“四风”，切实改进作风。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加强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纪委派驻机构统一管理，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新华网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11月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从权力运行的高度，推动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提出这样的科学论述，将预防腐败机构纳入国家廉政体系，有利于形成制度反腐败的长效机制，是根治腐败的治本之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充分表明了党中央从源头上预防和铲除腐败的坚强决心，值得关注和期待

毫无疑问，人们目睹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最为强劲的反腐败浪潮，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多达6名：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四川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郭永祥，广西壮族自治区原政协副主席、区总工会主席李达球，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多名高官落马。另外，仅8月26日、27日两天内，接连又查处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四名涉嫌严重违纪的高管，包括副总经理王永春、李华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更没有被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近三十年来被查办的“一把手”腐败大案的暴发，使人们再一次意识到，制度设计缺漏，监督机制失灵，干部权力过大，约束惩治太弱，是腐败案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这些落马的“一把手”几乎没有谁是被同级纪检部门扳倒的，其腐败行为最终被查处，往往靠的是民间“花样百出”的反腐勇士持之以恒的斗争以及上级反腐败机构的直接介入。所以，这些案例一而再再而三地显示了地方和基层纪检监察机构所面临的制度性束缚。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俗语，来自东汉时期华阴籍廉吏杨震“暮夜拒金”的典故。杨震曾历任荆州刺史、涿郡太守、司徒、太尉等职。赴东莱任职途中，曾有人夜怀金十斤一赠，杨震拒收，赠者曰：“暮夜无人知晓。”杨震答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赠者惭愧而退。古称杨震为“四知”先生，杨震自觉拒贿的清廉风范被古今广为流传。

事实证明，反腐败不能仅寄希望于任何人的自我监督和完善，需要包青天，需要“四知”清廉干部，但更需要制度防腐，必须依靠制度约束来限制人性“恶”的一面，必须建起一道道反腐败栅栏。因此，笔者期待新一轮中央改革纪律检查体制和监督机制，使制度架构真正形成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严格而完备的法治制度，强大的舆论监督机制，有效的制衡机制，充分的公民监督机制，才能有效遏制腐败，制度反腐才是根本之道。

“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笔者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央在源头上反腐败将有大动作，借鉴和效仿香港反腐败模式，香港廉政“三管齐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反腐败策略，大刀阔斧地改革中国内地原有的反腐败体系，整合中国内地三大反贪机构（纪委、监察和检察机关），依法直接向中央反腐机关的最高首长负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以维护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让官员由“不敢贪”、“不能贪”转变为“不想贪”，使腐败分子闻风丧胆。（文/宋丞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