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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专门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延安他的家里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这次谈话被后人称为著名的“窑洞对”。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这番话，至今仍是至理名言。 《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刊于1941年延安时期的早期政治理论刊物。1941年10月28日，它在一篇文章中专门讨论过民主问题，明明白白地说：“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不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1938年1月11日－1947年2月28日），由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创办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张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大型机关报。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专门发了一篇反对在民主问题上忽悠人民的社论，其中说：“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但离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又说：“如何实现民主呢？请走上民主的正轨：把人民的权力交给人民！……惟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张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还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又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叫：《一党独裁，遍地是灾》。文章说：“打开我国的地图，睁开眼睛一看，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地区，哪里没有灾荒？单就报纸上发表的材料来看，可以看出灾荒是异常严重的。如湖南、河南、安徽、广东、广西、江苏、湖北、江西、四川、以及陕、甘、青、滇等省，真是遍地是灾，尤其是湖南等地，实在是惨不忍闻。……以农立国的中国，立在这样的农村大破产当中，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简直是骗人，那只是国民党一党领导毫无办法解决的自欺欺人的手法。” 搞笑的是前两年的一个夏天,在南方一个城市的街头,一青年穿了一件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当场被革命警察抓进了派出所,理由你懂得,到了派出所,青年教育警官先生,这不是我提出的反动口号,是当年我党发表的一篇社论,并告诉出处,经核实,青年说的确是真的,只能把青年给释放了 重温历史，愿当今执政者警钟长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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