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夜色光明 · 发表于 2011-6-15 15:00:42

<div> 近日杨宏海的新著《我与深圳文化：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由广东省出版集团花城出版社出版。     该书系统反映了杨宏海近３０年的文化历程与学术成就，包括他在深圳特区文化各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如对特区文化的理论构建，记录“打工文学”、“阳光写作”等深圳文化名片的诞生与发展；同时还以较大篇幅承载了这位从客乡沃土中走出去的学者，在文化研究中与客家文化血肉相连的情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一系列创新实绩，本栏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黄树森
     闻讯宏海的自选集《我与深圳文化》将出版，心甚欣慰。
跟宏海的“忘年之谊”可追溯至30年前。1984年，我主持的广东省作家协会《当代文坛报》在广州举办讲习班，宏海以嘉应学院一名青年教师的身份位列其中，恰而立之年，风华正茂，正是人生最有梦想的时候。其时，我邀著名武侠小说宗师梁羽生先生到穗讲学，随后我陪梁先生到深圳特区参观、考察、开讲座，宏海一路追随，充当“文化义工”，其人其事之生动，至今历历在目，而此次特区之行亦为宏海之后投身深圳文化建设播下了一颗种子。
论家世，宏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为一代名医，父亲上世纪40年代毕业于中山大学国政系，写得一手好诗词文章，名副其实的诗礼之家。既承家学渊源，身为长子的宏海自然被寄予无限期许，得以身受严格的家教，打小就培养出对文学和学术的浓厚兴趣。
“文革”期间，宏海因父亲曾被划为“右派”的关系，成了典型的“黑五类”，不久就被下放至农村当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期间还一度被安排到“最艰苦的地方”——小煤矿去接受“再教育”。虽是往事不堪回首，但这段矿工生活，却让宏海切切实实地与广大社会底层民众“无缝接触”，完全拓宽了他对生活、对社会、对文化的视野与认知。事实上，此段人生经验为他日后在深圳首倡并推动“打工文学”埋下了重要伏笔——有些“打工作家”曾质疑杨宏海此种倡导是否仅为一种策略或者“做姿态”，一旦了解宏海青年时代的这段经历，便疑惑顿消，转而生发一种“曾经共同经历”的高度信任与心灵共鸣。
宏海乐观向上的品格，在他下放煤矿挖煤时期显露无遗。他凭借广博的知识以及在表演方面的天分和才华，迅速从“黑压压”的工人群中脱颖而出，成为“熠熠生辉“的文艺骨干；表演之余，他还迅速将触角伸向创作环节，创作了一批“自编、自导、自演”的文艺节目，不少还被推荐到县（区）参加文艺汇演，并屡次获奖。这些文艺实践，亦为他日后创作重量级作品《祖国，深圳对你说》、《月照围楼》等优秀舞台剧目做了良好的准备。
回城后，恢复高考第一年，宏海顺利考入嘉应学院中文系。大学，对于求学、求知欲甚炽的宏海犹如“雪中之炭”：几年时间，宏海在知识的殿堂中流连忘返；除中文系学科，还对数门人文、社科知识“旁逸斜出”，刻苦研读；亦在此时，这个年轻人开始朦朦胧胧地探索与寻找自己人生事业的方向。
求学期间，宏海自发地表现出对客家文化的强烈兴趣。在中国百废待兴的上世纪80年代初，主流学术界忙于“超英赶美”，对各种西方理论与方法“生吞活剥”；区域民俗、民间文化研究属于绝对冷门，探者甚微。而恰恰是这方偏僻的梅州小城，出了宏海这样一名自觉选择“坐冷板凳”的青年学者，越发显示其深植本土、深耕民间的文化视野与人文价值观。也许，宏海正是那个“天将降大任”之“斯人”，他“被选择”，成为客家民系文化“薪火相传”的那把“火”、那簇“薪”，我想，这也许是宏海命运冥冥中的必然。
大学毕业时的就业选择再一次显示宏海对人生事业的追求与坚持。毕业前梅州的报社与政府文化部门已向宏海伸出橄榄枝，应当说，以其家世人脉以及其自身优势，他完全可以选择当时最热门、最具诱惑力的媒体或政府文化部门等岗位，但他偏偏作出一个让众人瞠目的决定——留校任教。众人对他的“自甘落寞”颇不解，但宏海有他自己坚持的理由，他的心，已然被文化、学术所独有的魅力深深吸引。未几，任中文系当代文学教师的宏海，利用其兼职校报副总编之便，创办了一份《客家民俗报》（此系中国大陆新时期首份客家文化研究报刊），并着手展开对黄遵宪、丘逢甲、李金发等客家“闻达乡贤”的研究：其中《黄遵宪与中国民俗学》一文，得到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著名近代文学研究专家管林先生，中央民族学院民俗学教授杨成志先生的高度好评，并被推荐至《中国文化研究》发表，赢得学界一片掌声，受到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的重视。其后，宏海在深圳工作期间，也因其对民俗民间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实绩，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推荐，以“后进”、“新晋”之才，出席北京第五届全国文代会。
宏海与深圳结缘，事关前文所述的梁羽生先生。犹记抵深当天，为逃避城管人员的阻拦，我、宏海与廖红球（现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三人半夜出动，宏海和红球提着糨糊筒，我抱一堆讲座海报，在特区大街小巷四处张贴。鲜动灵活地道出此景，绝非仅为讲述宏海和红球这两名广东文化界“一方诸侯”的奇闻轶事；更重要的，从那次与宏海的交往间，我清晰地感知到他性格中的另一面——在其才情之外所透露出的坚韧、刚毅、不畏艰苦、不怕挫折、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其温和、儒雅、冷静之下，骨子里激情和浪漫的因子。我当时就断言，这个年轻人未必会止于书斋，在他心中，自有更宏远的梦想和更深广的抱负。
次年，宏海调到深圳。虽不甚明了他当时的心路历程，但对这个选择，我是高兴的。上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许多“不安分”的大学青年教师，纷纷跳出学校。与宏海心中的世界相比，梅州这方天地显得相对闭塞，一旦感受到朝气蓬勃的特区气息，他便开始追逐梦想，重新选择，我以为这种选择是对的。宏海调至深圳文化局履职8年，尔后便创办并主持了特色鲜明的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更有10年任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期间他足称全程参与深圳文化建设的开拓发展，参与了影响特区进程的重要文化实践。
宏海为人温文尔雅，与之交往如沐春风。他甚少与人争辩，更少给人难堪。因有充足的学养，他看问题不走极端，大处着眼，细处入手，注重史料和证据，文章更是厚重平实，绝不摆花架子。我至今认为，宏海其人，的确是——而且首先是做学问的料子，正因如此，他才在任职多项特区文化建设重要社会职务期间还不断“生产创造”出文化、文学、民俗等多项研究成果，著述颇丰。
我曾尝试概括宏海在特区乃至中国不同人文领域的研究贡献,发现他涉略面广，且颇有开先河之创新实践。如他以政府文化工作者的姿态，开创“特区文化研究中心”，融政府与专家视野为一体；如他首提深圳“现代文化名城”定位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城市方略、参与首倡“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市民文化公众活动；如他率先对“华侨城”旅游文化进行调研，撰文总结经验；率先推动深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率先扛起“打工文学”、“阳光写作”等文学新类别旗帜；他又以学者的视野，悉心钻研客家文化与深圳“新移民都市文化”；他还亲手主创舞台剧《月照围楼》……凡此种种，不复赘述。
初识宏海者，都为他视野之阔、领域之宽、钻研之深而折服，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累累硕果的背后，是他对深圳以至中国当代文化事业勤奋的思考与钻研。宏海其所亲历的诸项文化活动，大部分与深圳这座新兴城市短短30年的文化史上重要事件重叠，虽谓时代与历史的选择，却与其个人旨趣、学养、抱负与致力密不可分。可以说，经过近三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努力，杨宏海在文化学、文学、民俗学、“客家学”等不同人文领域创建了十几项“第一”，均具新领域开拓意义与价值，可称为深圳文化的“活字典”和“百科全书”。作为学者，其可贵处在资料占有和理论应用间找到了至佳平衡点，勾勒出深圳文化发展的一条薪火相续的脉线，具有深圳文化“奠基”之意与“窗口”之用。
我想重点阐述一下宏海所倡导的“打工文学”，其所代表的，是深圳这座城市文化的良心。就“打工文学”而言，我深信国内无人比宏海更有发言权；早于上世纪80年代，宏海在一篇名为《关注打工群体的文化权益》的文章中就写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当年流行于深圳的口头禅，对打工者而言，其间却含着多少辛酸的故事和难言的无奈！他意味着匆匆上班——打卡；匆匆下班——吃饭，整天在流水线上作业，身心极度疲乏。在紧张而艰苦的劳动与工作之外，他们需要寻找娱乐活动以松弛紧张的神经，充实远离家门后孤寂的心灵；他们渴望得到优秀的文化教育和熏陶，以丰富提升自己，追求更有价值的生存；他们向往真善美，向往人文和科学知识，希望通过文化活动和文化参与，了解社会和人生。然而，面对影剧院、书店、公园的奇缺，他们无处驻足；面对消费昂贵的歌舞厅、卡拉OK、大片，他们囊中羞涩不敢问津。”
此系我所认识的宏海：传统知识分子的品行，敏锐善感的触角，浓郁的人文情怀，强烈的社会文化意识。其后，宏海于“打工文学”倾注了满腔热情，发现并扶持了大批有潜质、有创造力的草根作者群，令‘打工文学”成为这座新兴城市独有的文学类别与“标签”。“打工文学”及其作者群广受文艺界关注，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已经远远超越文学本身。
宏海是一个勤于反思、具有强烈社会文化责任感的学者。他甚早就意识到，现行体制正在急剧地加速城乡差别，城市人群与“打工者”在文化背景共识上的差异，将愈来愈大。“打工者”面对陌生的现代城市文明表现出“文化饥渴”，他们需要的不是单纯文艺娱乐，他们迫切地需要各类知识，需要对城市文明最起码的了解与认知，需要享有更多的文化权益。在此意义上，宏海呼吁、扶持“打工文学”，意义已然延伸到更深远的层面——基层打工者的“国民文化待遇”问题。宏海指出，“外来工”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既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但“外来工”作为日益庞大的新弱势群体，其权益保障缺失已成为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与之在平等就业权、生命健康权、劳动报酬权、民主参与权、子女受教育权等问题上所受的困扰相比，文化权益的被漠视也非常突出。宏海严肃提出，仅将文化当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工程”来抓，远远不够；更应将文化视为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如果整个社会不关心“外来打工者”的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活，不关心他们“进城后”人生价值观的重建，在传统伦理萎顿，现代价值又无法及时建立起来的境况中，就难免被各种其他力量（如邪恶势力）所左右。在更高层面看，当外来工整体的人生价值和道德伦理处于含混、不确定时，社会的整体道德价值体系就将从基层开始，陷入混乱无序，势必成为“现代化中国”潜在的最大危机。从这一角度，宏海关注并培育、扶植、引导从打工群体中结胎、孕育、萌生、壮大的打工文学，是一种更大的社会责任担当，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所作出的贡献意义深远。
如果说，“打工文学”命题显示宏海“铁肩担道义”；那么，在学术研究领域，宏海堪称“妙手著文章”，并且，他选择了一条艰辛却坚实、严肃且严谨的治学、为文之道路。宏海之为学为文，始终坚持大量原始资料的搜寻阅读、切实的田野调查与独到的理论发现、应用，三个维度，交汇相融。源于自觉的治史意识，宏海将传统文史之学的研究方法引入文化研究领域，致力于构建一套科学化、体系化的学术规范，为深圳文化做历史脉络的梳理与总结。他既敏于汲取西方现代学术理论，又善于因承“科学古典主义”（梁启超语）的方法和精神；他既坚持艰苦的第一手资料、素材的收集探赜，又勇于葆有活跃的理论思考空间。正如他对深圳历史沿革、地域文化、30年间文化发展的考察、研究与推动：很多资料或近乎湮没，或鲜为人知，因由他的发现、再整理而焕发生机，从而收集保存了这座移民新城弥足珍贵的文化记忆，让读者从中可以触摸和把握深圳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
针对深圳移民新城特有的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发展趋势，宏海始终保持一种平等宽容的态度：在反对“文化中心论”的同时，力求发现特区“新质文化”、“边缘文化”的特色；在探求文化发展中的问题时，既能做到雅俗互又致补，力于文化的历史传承与现实创造相统一。宏海于追踪生机盎然的深圳特区文化实践过程中，以翔实之数据、动态之眼光、科学之态度，概括特区文化多元兼容、雅俗趋同、与时共进的特征，勉力探究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我观此等贡献，绝不止于深圳这个城市的文化建设、文化产业的发展等环节，更涉及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独特定位、运作和功能等问题。我以为，此等思考与实践，对我们国家在新时期全球化进程中建设“文化大国”命题，有着沉甸甸的意义。
深圳这个城市，物质诱惑无处不在；而宏海则固守着文化这一相对寂寞和清贫的岗位，从点点滴滴扎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开始，将自己的智慧勉力传达，其责任感、使命感和敬业精神令人钦佩。读宏海近30年关于深圳文化研究的文章，读到他“舍我其谁”的一种“在场感”，既印迹深刻，又倍感亲切。宏海的学术论著，始终在关注深圳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未来，以及如何将文化未来图景的理论设想实践于深圳文化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之中。可以说，这座城市短短30年的“文化史”历程，为宏海个人所持的学术规范化、本土化以及创造性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与素材，反之，宏海此种经验与研究，又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之路提供了可贵的理论实践。
深圳文化界曾讨论过不少问题，从“沙漠论”到“绿洲论”，从“现代文化名城”到“文化立市”、“高品位文化城市”，从“活的文化、新的传统”到“深圳学派”的想象……无不涉及深圳城市文化发展的重大方向，惜皆未深入；且各问题之间也未能建立起理论上的内在关联，最终在理论上无法形成“深圳文化”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系统：无论是泛泛地为深圳文化辩护，或急切地为“新文化传统”的生成命名；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之后对文化支撑的强烈诉求，或是迫不及待地欲与主流学术话语接轨，一旦谈及“深圳文化”，要么理论或缺，要么对外来理论不加思辩地运用，这是我所见“深圳文化”所面临的突出问题。
基于此，宏海与他的这本专著《我与深圳文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本土文化研究”的范本。此之谓“本土”，与其说是一个实存客体或一种“民粹主义”立场，不如说他首先意味着一种知识的“态度”，是知识分子（或某类特定的知识分子）与现实发生关联的方式；与过往单纯将“本土”作为予取予求的“矿藏”或“批判靶子”所差异者，此之谓“本土”，意指我们的研究与视野必须同步“左右”：其左，是“普世”之西方理论体系；其右，是中国（深圳）所面临的独特经验。既不能僵化地从西方的理论出发，刻板地寻求中国经验、素材以相应和；更绝不可因了中国当下独特的经验，而陷入以“我”为尊的境地。基于“本土”态度，我们提倡首先对自己的问题作扎扎实实的研究，立足其上提炼、形成有理有据、得体得法的研究体系与方法。而我观宏海以及宏海此专著，恰在此宏大命题上，率开先河。
深圳已到了可堪建构 “城市文化史”的阶段。日前，从深圳宣传文化部门到大学研究机构，呼吁建立“深圳学派”者不在少数。从积极意义上，此种吁求体现出深圳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学术自觉，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文化必然”；但学派的形成，必须有特定的学术梯队、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以及由之而生的学术思想成果。显然，深圳并无自己的优长学科，没有健全的学术梯队，缺乏足以代表这座城市学术精神的“大师”和有分量的学术精品。所谓“深圳学派”，目前尚只能称之为远景、愿景。但我很乐观地接受这一学术流派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因为宏海。作为深圳“城市文化史”的代言者，特区学术“本土化”钻研的重要人物，宏海其人，其专著，对中国文化、学术范畴间“深圳学派”的建构，从方法、理论意义或应用价值等多个角度看，均堪称有开创性贡献。而在深圳“本土”理论饥渴、文化自觉初步觉醒的当下，《我与深圳文化》此部“极接地气”的佳作，更似“乳燕初声”，带给这个城市满心喜悦。我更有信心期待“深圳文化”更灿烂的明天；且我有一千个理由相信，宏海亦必然在他酷爱、深耕的文化学术领域，“百尺竿头”，推陈出新，实现他身为主流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对人生独有的价值。
（2010年12月30日于广州东山，作者系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山大学客座教授、编审） </div>

夜色光明 · 发表于 2011-6-15 15:01:03

<div id=rj_content style="FONT-WEIGHT: normal; FONT-SIZE: 16px; LINE-HEIGHT: normal; FONT-STYLE: normal; FONT-VARIANT: normal" tag="ctrimg">蕴含书香味浓的封面~~~ <img onload=javascript:resizepic(this) alt="" src="http://bbs.hakkasky.cc/files/201106151308120793062.jpg" onload=javascript:resizepic(this) border=0 /></div>

小赖哥 · 发表于 2011-6-15 15:23:01

哇，大人物的书，学习下 [:2-1:]

若水 · 发表于 2011-6-15 23:07:01

一本好书，支持老师 [:2-1:]

（序）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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