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分近现代人物评说何如璋之三 百年沉冤 俞政

人境庐人

第十部分近现代人物评说何如璋之三  百年沉冤

以下内容摘录于历史学家俞政著《何如璋传》一书
何维柱

百年沉冤

1884年8月25日，战火移向下游的岸防炮台，何如璋上奏汇报战况，同时自请处分。同日，电旨批评“何璟等株守省城”，“张佩纶等临事迟疑”。其时盛传孤拔已被击毙，朝廷感到“似已获胜”，因此对福建官员仅限于严词训斥。26日，清廷明谕对法宣战。9月7日，上谕命张佩纶兼署船政，并召何如璋回京。何如璋一时猜不透朝廷意图，当他听说总理衙门有六位堂官已被罢斥时，便误以为有可能派入总署，或者出使英、美、法等国。

不料9月19日朝廷明谕，将总督何璟革职，巡抚张兆栋交部严议，会办大臣张佩纶“从宽革去三品卿衔，仍交部议处”。该谕严斥何如璋：“守厂是其专责，乃于接仗吃紧之际，遽行回省，实属畏葸无能，著开缺交部严加议处”。此谕发布后，闽籍京官认为处分太轻，大为不满，纷纷根据福建来信上疏弹劾。9月22日，因有人弹劾福建布政使沈葆靖等人“同误军事”，密谕新任闽浙总督杨昌浚确查。9月23日，都察院代奏编修潘炳年等人的呈文，集中火力猛攻张佩纶与何如璋：“何如璋实督船政，旦夕谋遁，弃厂擅走，已有罪矣；而谋匿战书，意尤叵测。”“丧师辱国之罪，张佩纶实为魁首，何如璋次之。”附片弹劾陈维汉、司徒绪、盛世丰、方勋等人，要求把他们“一并罢斥，勒令回籍”。朝廷大怒，当即谕令左宗棠、杨昌浚查办。该谕将潘呈所罗列的张、何罪状概括为十六个字：“玩寇弃师，偾军辱国，朋谋罔上，怯战潜逃”。并且认为：“如果属实，殊堪痛恨，亟应从严惩办。”9月25日，给事中万培因又弹劾“诸臣讳败捏奏，滥保徇私，请将、抚治罪，并将方勋等保案撤销”。其中诬陷何如璋“故匿战书，私兑该局银两回粤”，并指责沈葆靖、程起鹗“朋谋营私”。这就好比往火上浇油，朝廷再次宣称：“如果似此捏报战状，徇私妄为，亟应严行惩儆。”其实当时尚未进行任何调查，何必要在假设的前提下轻率表态呢？这说明潘呈和万奏已经产生了恶劣影响，慈禧朝廷对于何如璋和张佩纶已经有了很深的偏见，无论调查的结论如何，总之都要严惩。

10月3日，何如璋与张佩纶在马尾船政局办理了移交。29日，朝廷下谕将何如璋革职。11月，社会舆论对他们越来越不利，正如张佩纶在一个奏折中所写的那样：“闽省京官及一二绅士，朋谋构陷，既请密查，又恐事涉虚诬，登之《申报》以肆丑诋，复扇惑劣绅公呈助焰，意在必成此狱。前云南巡抚林鸿年等乡党宿望……出而禁阻，则并林鸿年亦遭诟厉。”措词愤激过火，正说明问题严重。

杨昌浚、左宗棠先后到达福建后，密委按察使裴荫森等五人确查。直到1885年1月22日，才作出比较慎重的复奏，澄清了许多传闻失实之词。他们认为张佩纶调度失宜，备战不夙，但“勇于任事”，“尚属不避艰险”，“请旨交部议处，以示薄惩”。而何如璋在仓皇出走之时，“尚思设法将厂存银两押运入城，情尚可原，既经革职，可否邀恩免议？”

这个复奏没有迎合9月23日和25日的旨意，惹恼了慈禧朝廷。1885年2月11日，上谕申饬左、杨“语多含糊”，“意存袒护开脱”；认定张佩纶“调度乖方”、“掩饰取巧”，何如璋“以押运银两为词，竟行逃避赴省”；下令将二人“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此谕还将张成定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但对于已经革职的何璟和张兆栋，却免去了进一步的追究。如前所述，何璟迟误了开战照会的传达，是马江之战中最大的失职者，其处罚竟如此之轻，同张佩纶、何如璋、张成的下场相比，令人愤慨难平！

至此，马江战败的责任问题算是有了着落。张佩纶与何如璋被发配到察哈尔充军，度过了三年凄凉的遣戍生涯。一百多年中，谬误百出的潘炳年呈文广为流传，武断专横的2月11日上谕无人怀疑，而比较实事求是的左、杨奏折反而少人问津。《清史稿》采用潘炳年呈文的谬论作为《何如璋传》的结论，而当代的许多史学论著在描绘或评论马江之战时，也往往为何、张的鼻子抹上白色。诚然，在封建专制的清朝，何、张没有申辩的权利；但时至今日，却需要认真考订一番。事实果真如潘炳年所说，何如璋是马江战败的第二罪魁吗？

（一）

关于纵敌入口

“天下滨海诸省，独福州海口奇险天生。”从海口到马尾的三十多公里航程，不但地形复杂，还必须穿过金牌、长门、闽安、田螺湾等处炮台的火力范围。如果清朝从一开始就实行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政策，那么孤拔舰队至少要在付出较大代价之后，才有可能抵达马尾。8月25日法舰拉加厘松尼埃号闯入马江时，就被长门炮台重创，以致这艘最强大的铁甲舰不得不去香港大修。这说明，对于来自海上的敌人，两岸炮台能发挥相当的战斗力。但是，由于炮台构造不科学，炮位不能移动，炮口指向固定，因此对于背侧的敌人，亦即来自上游的敌人，基本上无能为力。一旦让法舰深入腹心，险要的地势和两岸的炮台就都失去了作用。8月25日至29日，孤拔舰队顺利驶出马江，并且轻而易举地摧毁了两岸炮台，就是最好的说明。唐景菘说：“此非地利之不足守也，由先泥于不战之说，纵法轮入口，炮台竟成虚设……”左宗棠说：“马江败挫，系由法人乘议和之际，进据要害。”欧阳昱说：“使当时不放之入，虽百铁甲船，亦无能为役。”他们都指出了纵敌入口乃是战败的第一失著。问题在于，法舰怎么会深入马江呢？是不是象某些论著所说，是何如璋把它们放进来的呢？

1884年10月3日《申报》报导：当法舰要求进口时，“有请照万国公法，进口兵船不得逾两艘，停泊不得逾两礼拜，违法即行驱逐出口，不肯出口者立即开仗，未蒙允许。”既没有交代提议者的姓名，也没有交代反对者的姓名。

在《请缨日记》中，唐景菘有相同的记载。但他进一步指出：“穆将军欲行是说，何制军深恐开衅，不从。”池仲佑《甲申战事纪》也指出：“总督何璟恐与法忤，致肇衅，不敢从。”由此可见，当有人建议根据公法限制法舰时，穆图善是支持者，何璟是反对者。

今据欧阳昱《见闻琐录》，7月13日法舰要求进口时，总督何璟曾举行会议，参与讨论的福建大员共四位：“制军（何璟）会议，张幼帅（张佩纶）居首座，将军（穆图善）、中丞（张兆栋）以下概在列。”应当说明的是，这里所谓“以下”，指地位低于张兆栋的布政使、按察使等人。何如璋未参加这个会议的原因不难推断，因为这个会议的地点在福州，而何如璋却在马尾。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张佩纶主张阻挡法舰，何璟和张兆栋却不敢实行。会后张佩纶就打电报告诉李鸿章说：“鄙见阻之，何、张等不敢阻。”

这样看来，纵敌入口一事，根本与何如璋无关。把他说成听凭法舰进泊马尾的罪人，实无史料根据。

事实上，允许法舰进口并不是何璟的胆大妄为，而是清政府的既定决策。早在1884年4月18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就收到了穆图善和何璟的一个电报，询问：“设有法国兵船进口，应否阻止，抑分别多寡，如何措词为妥？”李鸿章答复说：“各国兵船应听照常出入。惟法船进口，若只一二只，尚未明言失和，似难阻止；若进口过多，似应派员询其来意，劝令速去，宜避嫌疑，免致民情惊惶。”4月21日和5月2日，慈禧给李鸿章、何璟等人的电旨中，两次指示：“仍宜持以镇静，不得稍涉张皇。”5月6日何璟专函请示，当劝令法舰退出港口时，如法方“有意迁延，应如何措置？”未见总署如何答复。可能因为5月9日朝廷批准《简明条约》，允许进口已属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后由于谅山事变，谕旨措词一度强硬，但在7月2日的电旨中，又命令沿海将军督抚等人：“彼若不动，我亦不发。”由此可见，允许法舰进口的方针，是清政府在战前四个多月就确定了的，即使何如璋内心不赞成，也无权推翻，更何况他并没有出席会议呢！事实上，在7月13日会议是，以何璟为代表的不敢阻挡的意见之所以能占上风，也正因为总督衙门查阅了历次寄谕，发现朝廷强调要在敌人登岸后才抵御。在这种情况下，张佩纶两次打电报请示总理衙门，但是直到16日才接到一个软弱无力的指示：“局势未定……穆图善等当向法领事告以中法并未失和，彼此均各谨守条约，切勿生衅，该国兵轮勿再进口，以免百姓惊疑。”17日，穆图善等递交照会，孤拔置之不理。18日，法舰增至四艘，纵敌深入成为定局，如无优势武力而仅凭口舌，已不可能驱逐法国舰队。当然，法国舰队先以和平姿态深入马江腹地，然后发起突然袭击的卑劣手段遭到了人们的唾弃。闽海关副税务司贾雅格写道：“孤拔在一个未与法国宣战国家的港口内，并且在他进入这港口时曾得到主权国家的默许，但他竟悍然地采取了敌对军事行动，这无疑地违反了国际公法。”当代美国学者伊斯特门写道：“由于背信弃义，法国的攻击被大多数非法国的历史学家严厉谴责。确实，舰队在和平期间怀着敌意被派进港口，是应受指摘的、不道德的。”

（二）

关于战前准备

70年代有篇论文将何如璋指为投降派，说他“不做任何战斗准备”。事实并非如此。

应当指出，所谓战前准备是多方面的，诸如修筑炮台、举办团练、招募并勇、部署陆军、埋设地雷、储藏粮食等等，均在准备之列。福建官员在这些方面尽力而为，并在马江之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闽海关的副税务司贾雅格看到，24日法军“企图派兵登陆，但大队中国兵却在造船厂后山上出现，使他们不得不罢手。”

但是马江之战毕竟主要是舰队交锋，所以最重要的战前准备应当是调集兵舰，在这方面，何如璋与张佩纶作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呢？

必须指出，马尾本无舰队，正由于何、张的努力，才在7月的下半月陆续调进。毋庸置疑，何如璋所起的作用比张佩纶更大，因为他是船政大臣，扬武、福星等九艘舰船的调动正属于他的职权范围。至于飞云和济安，本在广东，张佩纶凭着他与张之洞的私交，连打四个电报，张之洞才答应援闽，两舰于7月31日到达马江。

根据《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中法越南交涉史料》、《涧于集·电镐》、《李鸿章全集》统计，从7月12日至8月21日，福建官员们共有32个电报涉及调舰请援。其中，电末明确签署“璋”字的，有13个电报。其余签署“纶等”、“善等”字样的，也可能包括何如璋在内。例如：7月18日何如璋等就要求让江、浙舰船尾缀法舰；7月20日又请朝廷敦促南、北洋迅速派船进入闽口；8月11日“请旨严催南洋限派四、五船剿法，三船来闽以相牵制；……然而，除了何如璋和张佩纶自己设法调集的十一艘以外，始终未见朝廷派遣的援舰到来。

朝廷并非不懂得调舰援闽的重要性。7月28日许愿说：“必饬各路救援。“8月13日有声称：“二十日内必有调度。”甚至在战斗打响的8月23日，还承认“增船诚为要著”。事实上，朝廷确也发出了近十个电旨，命令南洋、北洋和其它省派船。但是，李鸿章、曾国荃竟把所以的调船电旨无一例外地顶了回去。他们的理由是：“南北洋现船皆小，不能敌。”“一则出口恐启衅端，二则出洋恐不能入闽口。”“援闽适以饵敌速变。”“南（洋）兵船无一可御铁甲者”，“行至中途，必被抢去。”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总是朝廷让步，反过来压迫何如璋和张佩纶：“着就现有水陆兵勇实力固守”，“不准以待船籍词诿卸”。不但见死不救，还要逼人卖命，何、张心理上的焦急、为难、抱怨、愤闷，也就可想而知了！

请看典型事例。

其一，7月张佩纶向浙江电调超武舰，浙江巡抚刘秉璋认为：“浙只两轮，万分单薄，非南、北洋多轮可比。”浙江提督欧阳利见也认为，抽调超武舰可能会“摇动军心”。于是拒绝援助。愤怒的张佩纶再电浙江威胁说：“设不遵调，即将管驾官正法。”刘秉璋马上致电朝廷（朝廷于23日收到），一面报告法舰窥探定海的消息，一面就向朝廷诉苦：“他省轮船甚多，独取于浙省最少之船，浙防亦紧，设有疏虞，咎将谁执？”“请旨另派他船”。就这样，抽调超武舰一事不了了之。

其二，南洋会办陈宝琛与张佩纶友谊甚笃，7月29日坚持要派兵舰两艘援闽，结果同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争执。曾国荃以“尤虞决裂大局”为借口竭力阻挠，竟得到朝廷认可。8月10日，张佩纶再电陈宝琛，要求将开济号调回福建，“如管驾推延，请遵旨照退缩不前例正法”。12日，何如璋与张佩纶又联名致电总署，以“开济乃闽厂所造”为理由，“请先饬南洋速派”。同日由张佩纶单独署名的另一个电报，则干脆弹劾曾国荃“拥船自卫，膜看闽、台”，要求对他“量予惩处”。但是曾国荃坚决不肯派舰援闽，13日致电总署，声称吴凇口外也有法舰，“此时万不宜舍长江而出海口”。他还说：“法船坚于我船十倍，一经出口，必被抢去，诚恐自送败局，反助法焰。”他职责张佩纶动不动就说军前正法，装模作样地“乞恩以救各管驾之性命”，着实把张佩纶奚落了一番。朝廷本已于13日命令曾国荃拔派开济号，但在见到上述电报后，马上改变了主意，14日电旨宣称：“拔船既于闽无济，吴凇、长江防务亦吃紧，着不必拔往。”并斥责张佩纶“屡有将管驾正法之言，殊属过当！”偏袒曾国荃、压制张佩纶之意，溢于言表。8月17日，张佩纶悻悻然回答道：“小臣承命历练，不敢擅作威福。”就这样，直到战斗打响，福建军民也没见到开济号的影子。

以上两例由张佩纶充当主角，反映出调集舰船困难重重，证明何、张并非“不做任何战斗准备”，相反尽了极大的努力。之所以不能准备得更好些，是因为南、北洋拆台，朝廷不支持。其实当时南洋舰队中战斗力最强的是南琛、南瑞等舰，而何、张却只敢指调先前由船政局制造的开济号，仅仅如此，已横遭谴责，还怎么加强战备呢？美国学者伊斯特门指出：“假如李（鸿章）和曾（国荃）的比较现代化的舰队加入福建的木质舰队，那么孤拔在欣赏战斗景象时，就会较少乐趣。”另一位美国学者劳林森也指出：“1884年中国有五十多艘近代化的海军兵舰”，“十三艘是阿姆斯特朗炮舰，两艘是阿姆斯特朗巡洋舰，两艘是德国兵舰”，然而，“近代化海军物力的转移已经隶属于为数众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摩擦”，终于造成了最弱小的福建舰队孤军奋战、全军覆没的悲剧。

人境庐人

何如璋、张佩纶为战备所作的努力不可埋没，这从当时的外文报纸中，甚至从敌人的记载中，都可以得到证实。例如《字林西报》报道：“星期天（指7月20日），中国人仍继续忙于做战争准备。大量的武器弹药在附近运集，一个超过四百人的强大的增援部队被派往罗星塔停泊所的兵工厂（指船政局）。”8月13日，巴德诺致茹费理电报写道：“不仅在福州，而且在各处都在准备……今天我们如攻击福州无疑仍可成功，但是我们的军舰将比前冒更大的危险。”
法国舰队罗亚尔上尉的记载表明，就是在战斗爆发的8月23日，福建舰队的反应也很积极。“从九点半至一点半”，“中国人显然作装配和作战的各种准备”。一点半，法兵“各归战斗岗位”时，“中国人亦紧守着他们的大炮”。一点四十五分，法方“配备工作完毕”时，“中国人亦同样准备好了”。这并不是因为接到了开战通知，而是因为清军眼看敌人已露出凶恶的牙齿，因而主动“模仿”了敌人的准备动作。据闽海关报告和扬武舰成员的叙述，扬武号在开战后27秒就被鱼雷击中，并开始下沉，然而就在这短时间内，它的尾炮连放了三次，第一弹就击中了法国旗舰窝尔达号的船桥，领航员和五名水手被炸死，孤拔侥幸身免。紧接着，扬武舰迅速完成了转身掉头，舷侧炮亦各开放二到三次。这样看来，清舰在战斗打响前有所准备，战斗打响时反应敏捷，可以说炮弹早就在炮膛里了。唯一可指责的只是不敢抢先启碇、不敢抢先开炮，但这由朝廷的禁令所造成，怪不得前线将士。
（三）
关于藏匿战书、乞求缓战、不发军火
1884年9月23日潘炳年等人的呈文写道：
“初一日，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驾张成，张成达之何如璋，秘不发。初二日，各国领事、商人均下船，众知必战，入请亟备，张佩纶斥之出，军火靳不发。嗣洋教习法人迈达告学生魏瀚明日开仗，魏瀚畏张佩纶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见法船升火起碇，始驰告，而法已照会未刻开战。张佩纶怖，遣魏瀚向孤拔乞缓，以诘朝为请，比登敌舟而炮声已发，战船犹未启碇装药。”“何如璋实匿战书，张佩纶与之同处，知耶不知耶？”
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写道：
“七月初三日早晨七时，法国战书递至马江船政署，约订下午二时开战。船政何如璋接战书后，旋即宣告钦差大臣张佩纶、闽浙总督何璟，谓我国军舰今日未备完妥，不能开战，须请其改至明日。故是日上午命令未下，至中午始命船政工程长魏瀚往法舰回递战书，请其改期。孰知彼已早蓄阴谋，攻人不备，竟不允。主宾礼毕，法帅即云：‘请贵使者速离舰，我将开炮。’魏瀚一闻斯语，仓皇无措，迅即赶回禀船政大臣，临时始发令给子弹。至一时许，……我国军舰尚未启锚，法即开炮。”
《回忆》还写道：
“（何如璋）为人诡诈，居心叵测”，“日事宴饮，擅作威福，对于目前敌患，绝不预防；且下令严禁各军舰，战期未至，不准发给子弹，并不准无命自行起锚。此二事皆足资敌人乘隙攻我不备，故当时舆论沸腾，皆谓船政有通敌之嫌；其祸闽之心，深堪诛也！”
此外，民间口碑资料称：
“（法方）有约何时开战，只是何船政没将军事下达，法国仔不守信用。”“番仔（指法军）递战书过来是订七月初一，咱那何船政将时间改到初三。”
以上资料的细节歧异很多，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罪状：（1）藏匿战书，秘不传达；（2）向孤拔乞求改日再战；（3）不发军火。问题在于，这些罪状是否符合事实呢？
(1)关于藏匿战书
潘炳年说，何如璋在8月21日（初一）已经收到了由张成转交来的法国战书，并私自藏匿，秘不传达；采樵山人则说，何如璋在8月23日（初三）早晨七时在马尾船政局接到法国战书，其实均非事实。
根据法国舰队罗亚尔上尉记载，孤拔于8月22日接到“开火的准许令”，当晚八点的军事会议才向舰长们宣布作战计划，决定23日下午约近两点开战，怎么可能在21日就有战书送到何如璋手里呢？同理可证，即使22日白天有一些外国领事和外国商人下船，也一定出于他们的猜测和自愿，并不说明他们得到了开战消息，何、张岂能因此冒失行动？再据罗亚尔记载，递交开战照会的具体时间是由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泰在23日早晨下旗离馆前精心安排的：“早八点对各国领事，十点对总督发出。”那么在23日早晨七时，仍然不会有法国战书送到任何一个清朝官员手中。事实上该照会的接收人何璟承认：“初三发开战照会送省，亟电会办，信到炮发。”可见法方照会确实送进了福州的总督衙门，其后才由何璟转告马尾的张佩纶。前述潘炳年和采樵山人罗列的罪状，把递交开战照会的时间、地点和接收人全都搞错了。毋庸置疑，既然法方根本没把战书交给何如璋，当然无从传达军事，哪里会有何如璋藏匿战书之事呢？
顺便指出，所谓迈达告诉魏瀚明日开仗，也是不实之词。根据左、杨奏折，迈达由上海赴香港，路经福建，8月22日到马江，在一位英国医生处借宿，魏瀚前去拜访时，迈达谈到法国署理公使谢满禄已经出京，“事恐决裂”。此话“原系揣度之词，并未明言开战，？（魏瀚）何由而知战期？”当然他不会去报告何如璋或张佩纶。今据罗亚尔《中法海战》，可知左宗棠、杨昌浚的分析完全正确。因为孤拔的军事会议于22日晚八点才开始举行，魏瀚拜访迈达之时，说不定孤拔的军事会议尚未结束！更何况迈达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国人，不可能知道军事秘密。
（2）关于乞求缓战
潘炳年说，乞缓之事由魏瀚的禀报和法方的照会引起，魏瀚系张佩纶所派；采樵山人说，乞缓之事由法国战书引起，并把接收战书、提出建议、派遣魏瀚、听取回禀等细节统统归咎于何如璋。至于民间口碑，干脆说何如璋成功修改了战期，把法方提出的8月21日改成了8月23日
首先应当指出，民间口碑十分荒唐。作为一个清朝官员，何如璋哪有权力修改法方决定的战期？果真能把21日开战改为23日开战的话，就为福建舰队争取到了两天的准备时间，岂不成了一大功劳？诚如前述，21日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战书送到何如璋手里，而孤拔决定的开战时间本来就是23日下午约近两点，因此该口碑只是百年讹传之一。
其次应当指出，魏瀚禀报或法方照会均不可能引出乞缓之事
按照潘炳年所说，魏瀚是在看见法舰升火起碇后，才去报告张佩纶。兹据罗亚尔《中法海战》，法舰起碇并不在23日早晨，而是在23日下午。一点半以后，法军才绞转起重机上的铁链，为起锚作准备。“一点四十五分，全舰队配备工作完毕，随时可以作战。”其时离战斗打响只差11分钟，纵然魏瀚来得及向张佩纶或何如璋禀报，何、张肯定来不及派遣魏瀚，可见潘说不能成立。
再说开战照会，实于上午十点送给福州的何璟，何如璋根本没看见，怎么会由他建议向孤拔乞求缓战呢？而且根据笔者考证，闽浙总督何璟在接到法方照会后，并没有马上把准确的开战消息通知马尾前线（详见附录）。其原因，池仲佑说是昏庸的何璟误以为前敌必已知情；胡思敬说是由于何璟不懂外文；而笔者则认为何璟起初把照会上的开战日期搞错了，因而耽误了时间。无论如何，直到将近开战，马尾前线才接到何璟的电报通知。正如何璟自己所承认：“信到炮发。”也正如左宗棠、杨昌浚所指出：“翻译甫毕，炮声已隆隆。”那时谈不上调度和指挥，只好听凭舰自为战了。战后死难管驾的家属们递交给总督的呈文中说：“未刻开仗，帅府并无传令，张成亦不通知。”当然是事实，但责任却并不在何如璋或张佩纶或张成。既然何、张连发命令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派遣魏瀚去乞求缓战呢？再说，在敌人的记载中，或在中立观战的外国人的记载中，都没有乞求缓战的内容，偏偏远在北京的潘炳年和年仅十岁的采樵山人知道得一清二楚，还不是拿着谣言当证据！其实左、杨早已辩明事情的真相，魏瀚并不是去找孤拔乞求缓战，而是去找英国领事打听消息：“何如璋传见魏瀚，令谒英领事，籍探消息。瀚乘小机轮往，未至领事舟而战事作。”
（3）关于不发军火
潘炳年说是张佩纶，采樵山人说是何如璋，《申报》则没有姓名：“是日（8月23日）船厂中并不停工，且不发各营军火。”至于当代论著观点类似者，当受以上资料的影响。
首先应当承认，由于清朝的近代化工业刚刚起步，加上财政困难，因此无论自造或购买的武器装备，均大大落后于西方列强，质量差，数量少，火力弱，品种杂乱，难以适应战争需要。如果说马江之战中武器弹药的配备不充足，自在意料之中。但是所谓“不发军火”，却不值得一驳。最雄辩的事实，便是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清舰并未停止射击。
例如扬武号，在下沉前的短时间内，它的尾炮和弦侧炮均连放二到三次。又如振威号，在行将沉没的一刹那，还发射了最后一炮。再如福星号，因“火药舱中弹，药发船焚”，可知它在起火之时，舱中仍有一定数量的弹药。至于造船厂附近山上的克虏伯大炮，“毫不停止地对准窝尔达号射击”，“花了一个多钟头，这三尊大炮的炮火才沉默下来，窝尔达号付出的代价为数人被击毙及多人受伤，其中一人为提督的副官赖威尔上尉”。当真不发军火的话，战斗中这么炮弹从何而来呢？
（四）
关于“塞河先发”
在敌强我弱、武器落后的情况下，“塞河”是比较有效的辅助手段。中立观战的美国军官罗蚩指出：“若华军预将水雷沉于江口以为防御之资，则法舰虽强，又岂能易入哉？”《见闻琐录》的作者欧阳昱，也将“不能早塞海口”列为马江之战的第二失误。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最早提出并一再要求“塞河”的人，恰恰就是会办大臣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
第一次呼吁“塞河”在七月中，目的在于不让法舰进口。大约当7月16日孤拔到闽时，张佩纶提出这一计划，但没有得到督、抚的支持。18日接到朝廷指示：如“孤拔兵船来多，可先阻塞河路”。但这时进泊马尾的法舰已达四艘，张佩纶马上回电指出：“今始奉电允塞，已不及。”
第二次呼吁“塞河”在8月上旬，目的在于“先发取胜”。8月4日何如璋与张佩纶联名致电总署：“如长门报法船再如数舟，我应塞河先发为上策。”但是6日电旨却要他们先征得外国列强的同意：“塞河一事，前经总署照会各国使臣，该使臣等议论纷呶……此时堵塞，应就地与各国领事说明举行，庶免与国籍口。”可见未能塞河的原因之一，在于列强的牵制和朝廷的妥协方针。
事实上孤拔早已采取措施，提防清朝军民堵塞港口。《字林西报》的一位通讯员于8月5日报导，法舰雷诺堡号“停泊在金牌峡与闽安峡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它所占的位置使它能阻止中国人堵塞峡口航道的企图”。到了战时，守口接应的法舰增加到两艘（梭尼号和雷诺堡号），“他们在那里监视，不让中国人沉下满载石头的约三十只帆船，或布放水雷，封闭金牌峡”。可见何、张未能塞河的原因之二，在于孤拔舰队的武力阻挠。
从政治角度考虑，“不打第一炮”可以证明清朝抗法的正义性；从外交角度考虑，“不打第一炮”可以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但从军事角度考虑，“不打第一炮”意味着被动挨打。尤其在敌强我弱差距悬殊的情况下，“不准先发”就成了致命的紧箍咒，因为敌人的第一批炮弹和鱼雷就足以重创弱小的福建舰队，尽管福建舰队反应敏捷，却已经是带伤作战。
李鸿章派系的清流党人邓承修指出：“马尾之役我军小挫，实缘开炮在后，殊失先发制人之道。”翁同龢派系的清流党人盛昱也指出：“自古用兵贵在神速，岂有两军相持不求先发制人之道？”可是他们不知道，一再要求“先发”的是何如璋和张佩纶，而不准“先发”的恰恰是慈禧朝廷。前者有7月18日奏折以及8月4日和7日的电报为证，后者也有8月6日的电旨为证。“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稍轻率”云云。就是对何、张建议的全盘否定。难怪了解内幕的人纷纷感到抱不平。有一位北洋水师学堂监督董元度，马江战前出差到沪，马江战后奉命到福建探听军情，他在当时的记述中就点明了不准先发的命令来自北京：“译署先密寄曰：‘即战，必听彼先开炮，勿使谓我肇衅。’”另有29名美国人在马江战后上书清政府，请免张成死罪，指出：“福州各官员曾有奉北京之令，若非法国先行开打，则不可先打法国。”“此乃使中国之水军受制，不能自便攻打也。”这就揭示了福建官员不准清军先开炮的真相。所谓“二何（何璟、何如璋）尝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必让敌炮先开，我方还击”；所谓张佩纶“不准先放第一炮，并且必须留在原泊地位”；均不过传达朝廷圣旨而已！有的论著只注意各舰管驾、陆军营官在8月基隆之战后的请战要求，却没有注意到何如璋、张佩纶请求“先发”并被朝廷否决的事实，均发生在部下请战之先，这就容易引起对历史人物的误会。
（五）
关于“连舰之非”
潘炳年写道：
    “各轮船管驾迭陈连舰之非，张佩纶斥之。”
死难管驾的家属们的呈文写道：
7月初二（8月22日）晚，各管驾……同谒帅府，力陈连樯列阵之非，并呈图说。张（佩纶）、何（如璋）二大臣仍复未改动。“
1884年10月3日《申报》报导：
“振威管驾许寿山以船多江窄，并在一处，难以转动，请疏罗列，张诚不答。遂与福星管驾陈英合闽管驾五人上策于张星使，以轮船须与艇船、木排、哨船相间，首尾分列，胜则可截可追，败则相换相救；且既让其先开炮，尤不（宜）并在一处。而论者反谓闽人胆怯，不及粤人，非并一处必致败沮。”
《甲申战事纪》记载：
“各船抛锚地址，俱张成所定。有言于张成者，谓华船与法船并泊太近，敌先开炮，我军立烬。须与师船疏密相间，首尾数里，以资救应。若前船有失，后船尚可接战。张成不之许。张佩纶亦以各员为怯，置不理。”

人境庐人

（九）
关于“怯战潜逃”
潘炳年等人弹劾道：
“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何如璋奔快安施氏祠，乡人焚祠逐之，夤夜投洋行宿，晨入城，栖两广会馆，市人又逐之，复踉跄出就张佩纶于彭田乡。张佩纶恐敌踪迹及之，绐何如璋出厂。”
《甲申战事纪》写道：“何如璋闻警奔赴会城，路经磕坑，为乡人所梗，弗得进。后憩于村祠，及暝乃潜去。”
《清史稿》写道：“及败，藉口押银出奔，所如勿纳。”
张佩纶奏折写道：炮向后，“一面饬陆军整队，并以小炮登山”，“一面升山颠观战”。
何如璋家书写道：炮响后，“及饬各陆军出队助势，一面偕幼帅（张佩纶）登（船）署后山指挥”。
左宗棠、杨昌浚奏折写道：“何如璋于初三日黄昏便服筍舆，带有勇丁八十余名，投快安乡之施氏祠，离马尾十余里，乡人传以为异，悉来观瞻，勇丁呵逐闲人，遂相争闹，外间因传有焚祠追逐之说。初四日差弁持令赴厂提库存银两，住鼓山麓下院，初五日由东门进城，随带委员邓承基管解纹银计库平二万三千两，番银一万三千两，寄存藩库。初六、七等日，皆住省城石井巷两广会馆，初八早始旋船局。”
至于“歇住南台，到处哗然，焚祠追逐”，以及被绐回厂等等细节，左、杨认为“皆系里巷快心之说，未足为据。”
综观以上史料，有几点需要辩明。
其一，何如璋退居快安乡，事在初三；押银进福州，事在初五。《清史稿》和《甲申战事纪》所载，可能是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以及何如璋同乡民冲突的传闻，混在一起了。
其二，初三炮响之时，胜负未知，潘呈所谓闻炮即逃，似不合情理，当以“登山观战”之说为合理。值得强调的是，马江舰队作战快得惊人，仅仅七分钟，“每一只中国军舰差不多已不能作战了”，所以当张佩纶与何如璋登上船政局后山高处时，见到的必定是无法挽回的残局。再从时间上推算，何如璋于初三黄昏到达快安乡之施氏祠，离马尾十余里，即使步行也只需一个半小时左右，可知他大约在马江战斗基本结束之后才离开马尾。这样看来，先观战后撤退之说可以成立。至于投宿洋行，显然暗示何如璋里通外国，其用心极其险恶。左宗棠已经否定，无须赘辩。
其三，初五押银两是不是逃进省城的借口，如2月11日上谕所云：“以押银两为词，竟行逃避赴省？”笔者认为，这是朝廷的主观臆测，并无证据。最大的可能是，何如璋急于做亡羊补牢的工作，由于他深知船政经费来之不易，惟恐落入敌人或盗贼之手，所以才会有押银进省的举动。无论如何，这一举动的客观效果是应当肯定的，因为他保住了三万六千两白银。
其四，朝廷在“弃厂”问题上出尔反尔，令人尤其愤慨。从7月28日至8月1日，共有四个电报或明或暗地吩咐福建官员放弃船厂、退守省城，其中李鸿章电报可以认为只代表他个人意见，可是那个电旨和两个总署电报却无论如何代表了政府主张。“与其分守力单，总以保城保民为第一义。”“事急莫若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为第一义。”“总以勿呆守马尾，避其锐气，伺隙而为方妙。”按照这些指示，马尾船厂不但可以放弃，而且可以不战而弃。可是等到马江战败后，朝廷却将何如璋从重充军，那种事前指使、事后追究的做法，不是很有些故设圈套、陷人于罪的嫌疑吗？
（十）
关于私通法国
马江战败后，福州出现过这样的民谣：“船政（何如璋）有心私法国，制台（何璟）素性爱夷人。”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无中生有的诬陷，因而无须进行学术考证。事实上，何如璋身上连诬陷的借口也找不着，只因他当过外交官，经办洋务企业，就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私通法国的黑帽子。
综合以上十大问题，已经可以肯定地说，何如璋决不是马江战败的第二罪魁。那么，种种不实之词是怎样形成，又怎样导致了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呢？左宗棠、杨昌浚指出：“马江败后，居民一日数惊，众论纷纭。道听途说，既可任意增加；巷议街谈，岂顾情事虚实？京官据闽信以入告，而不知闽信多本于乡人愤激之词也。”这就从社会心理的角度作出了解释。由于惨败，民众情绪处于极度的紧张、激动和愤怒之中，说话过火、传话失真、掺杂想象、听不进不同意见等等现象，在所难免。他们急于找到战败的责任承担者，急于让这些人受到严惩，于是就把矛头对准了“经办人”亦即福建地方大员，尤其是张佩纶与何如璋。而在愤激情绪支配下，对于社会传闻，人们通常都会采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不屑推敲、耻于辩护的态度。加上封建官场中常见的家乡观念、随声附和等陋习，就导致了闽籍京官的联名弹劾。先后被劾者多达十几人，所列罪状基本上不能成立，说明这种弹劾具有盲目性，目的不在于弄清事实真相。在潘呈上签名的39个闽籍京官之一，吏部主事何刚德事后声明：“马江败衅，同乡参劾张佩纶失机，系属乡事，不能不列名，非本意也。”象这样纯粹出于家乡观念的勉强附和分子，恐怕还不止一个两个。
诚然，以上解释并不是原因的全部。例如当时没有如同今天这样的新闻媒介，使得马江之战的真相不能及时地抢在谣传之先进入民众家庭；朝廷密谕从不公开，使人误以为一切号令出自何、张的独断专行；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使人不敢怀疑太后和皇帝，而只敢把矛头指向地方官员；社会文化水平低，对于小道消息缺乏考订鉴别能力等等，都是谣言形成和传播的原因。而朝廷为了转移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维护自己在臣民心目中的权威形象，就在左、杨澄清许多不实之词后，仍坚持将何、张发配充军。就这样，何如璋成了专制朝廷的替罪羊。

人境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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