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的奢侈品展览和公众对富豪的期望

Enid_Collins

普罗大众已经见惯了诸如“胡润百富榜”和“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等热闹的“评富游戏”，习惯了用较为平静的心态看待少数富豪的巨额财富和奢华生活。面对那些天价奢侈品，一般人虽然消费不起，但再也不会惊愕地合不拢嘴。

事实上，靠勤奋、努力和技术发明而不是投机取巧或钻法律的空子获得财富已日渐成为社会认同的共识。在社会日趋多元的当下，在推崇为国家、社会发展做贡献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对个人创造财富和享受财富展现自身价值与地位的尊重。这正如比尔.盖茨和雷锋可以同时成为时代的偶像一样。

拥有财富的人，当然有权利有自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有权利使用自己的财富去追求享受，追逐时尚、品味与文化内涵，不过，中国富豪们的公众形象似乎并没有伴随着中国的全球奢侈品消费快速增长而相应地得到提升。常常被拿来与中国富豪进行比较的正是比尔.盖茨，人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一个成功富豪的崇高形象：作为有史以来最慷慨的慈善家，先后捐款一百多亿美元用于全球的医疗、教育、环保等事业，而且承诺自己去世之后将绝大多数财产捐给社会，只给子女留下少数遗产。中国的富豪们缺乏的正是这种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社会公众一方面尊重财富，同时也常有一种所谓的“仇富心态”，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富人“为富不仁”，不懂得回报社会的普遍看法。

有专家指出，中国还远未到全民奢侈品消费的时代，却恰恰是全球奢侈品消费成长最快的国家，反映了异化的消费心理和不成熟的消费市场，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奢侈品本身并没有错，有实力的“富豪们”尽情地享受也理所当然，只是，我们的富豪们在享受奢华生活的同时，不要忘了究竟能给社会带来什么。

富豪们在慈善方面的贡献与他们的财富地位实在不太相称。更令人气愤的是，个别参与慈善事业的富豪，其目的并不在慈善本身，而是试图利用慈善的光环掩盖其非法牟利的行径。依赖权力发家的富豪，不过是利用权力的影响再造势以长期牟利罢了。

少数富豪的捐资行为并不代表整个富豪群体的行为，个别道义只是个别道义，还无法上升到整个阶层的荣辱上。捐赠与否，捐赠多少并不是一把天然的衡量标尺，一个人捐钱越多，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道德品质就越高，还应该看金钱来自何处。用于何方。我们所应该看的，是作为一个公民，包括富豪们，究竟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担负了多少社会责任。

作为一个公民，富豪并不能只要求享受权利，却规避义务。企业家们也该反思，作为公众人物，还有哪些公民责任该尽而未尽？与享有大量顶级奢侈品的富豪相比起来，那些尽心尽力履行自己公民职责的富豪才更值得尊重。真正的身份不是来自外表的绚丽，而是来自社会责任的担当。明白了这一点，中国富豪才能在整体上赢得社会的普遍尊重。

我国的第三次分配（慈善捐款）之所以不发达，除了公益性民间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信任和鼓励，相关立法与管理制度还很不完善之外，在当下，人们的慈善意识严重不足，与全社会对第二个公平缺乏正确认识有很大关系，简单地描述，人们通过劳动、资本等各种市场竞争获得的税前收入是谓第一次分配，第一次分配要求的社会公平是起点公平，这个公平可以称之为第一个公平。

所谓第二次分配，又叫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政府对税收等公共资源的分配。第二次分配属于实现第二个公平即结果公平。这是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干预来调节市场分配的结果。

实现结果公平不仅是官方的政治责任，也是民间的先富者的社会责任。这个认识是发展慈善捐赠，进行第三次分配——民间出于自觉自愿进行的实现结果公平的努力——的思想道德基础。

慈善意识的确立靠的是道德认识的自觉。

美国的卡内基、比尔.盖茨、巴菲特等慈善大王，信奉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宗教情怀，积累财富是为了光耀上帝。而中国人是少有这种宗教信仰的。我看未必如此。中国道德传统是赞美乐善好施的，败军之将关羽为什么成了很多中国人供奉的财神，人们敬仰的不是他的神勇无敌，而是他的忠义和知恩图报。

世界第二富豪素有股神之称的沃伦巴菲特，多年来一直表示，愿在死后将万贯家产投入慈善事业。巴菲特把个人慈善捐款捐赠给其世界个人财富排行榜上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慈善事业上的竞争对手的举动也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在他的心目中，慈善不但需要意识，而且还需要有这方面的能力。也就是说，把善款用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让他们对我们的社会发挥最大的作用，或许比捐款本身还重要。一位中国亿万富翁这样讲：当个人财富超过一个亿的时候，财富的意义也就只剩下一组数字、一串符号了。

公平正义不仅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而且应当是和谐社会的根本标准。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它不应由某一个人、某一团体凭主观意愿而设定，应当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普世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法治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而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则是公平正义的社会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