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花笺记》与《少年维特之烦恼》比较 (续三)

华山

                     [原创]《花笺记》与《少年维特之烦恼》比较  (续三)

                                                          作者: 曾 亢
                                                        
                                                             （三）

       关于“仙鹤”“白鹤”意象。两部小说中都出现了“仙鹤”“白鹤”。我国古代文学中，常出现“仙鹤”“白鹤”这类意象，且与“鹤”有关的词条多与道教有关。如，鹤氅，指道服；鹤驾，指神仙、道士的车驾；鹤驭，相传仙人多骑鹤，因指仙人或得道之士。《汉语大词典》对仙鹤的解释：①神话传说中仙人骑乘和饲养的鹤。唐王勃《还翼州别洛下知己序》“ □ 鸿逐暖，孤飞万里之中，仙鹤随云，直去千年之后。”②鸟名。也叫白鹤。
     《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第44页：“那时节，我经常渴望借助从我头上飞过的仙鹤的翅膀抵达茫茫大海的彼岸，渴望从‘无穷者’（‘无穷者’指神。）泛起泡沫的酒杯中痛饮那温暖人心的生之喜悦，渴望于瞬息之间感觉到在我胸中有限的力量里有那位在自身中并通过自身创造万物的神的点滴至福极乐。”
     《花笺记》中，第4页：“起来窗外观风景，只见曲栏杆绕白莲塘；白鹤避人轻步月，风摆杨花刮水狂。”第43页：“花荫悄步寻踪迹，唔想鹤眠花醉总无人，远山云卷娥眉净，游鱼空荡水中痕。”
       两部小说中的“仙鹤”“白鹤”都赋予了抽象的含义，有一种“仙气”，符合道家的精神。《逍遥游》中，庄子用自由的飞翔和飞翔的自由来比喻精神的快乐和心灵的释放。这种快乐并非源于身体的飞行，而是精神超脱所得的快乐。它已不是儒家那种属伦理又超伦理的乐，而是反伦理和超伦理的乐。不仅超伦理，而且是超出所有喜怒哀乐、好恶爱憎之上的“天乐”。所谓“天乐”，也就是与“天”（自然）同一，与宇宙合规律性的和谐一致。
       维特的心灵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渴望借助“仙鹤”的翱翔感受到一种自由精神的快乐，从而获得一种精神的超脱。从“无穷者”中获得“至福极乐”的心灵体验与庄子的“天乐”是何其的相似。
      《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三十二章：“道恒无名。朴虽小，而天下弗敢臣。”维特所言：“正是那位在自身中并通过自身创造万物的神（无穷者）”。“你如此地藐视一切，正因为你自己如此渺小。”此处的“神”所指什么？从《歌德自传》中可以看出，歌德对“上帝”并不认可，甚至持有反感情绪。此处所赞美的“无穷者”、“神”莫非“道”也。
       关于中国的道家学说如何传入欧洲，并影响了歌德，这是另一个课题。据《汉学研究》，17世纪，柏林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中心。金尼阁于1615年用拉丁文发表了利玛窦的《中国传教史》，曾德昭于1645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大帝国史》是又一部以西方语言介绍了道教和佛教的著作。真正将老子的《道德经》译成西文寄往欧洲的应是比利时的传教士卫方济（1651—1729）和付圣泽（1663—1740）。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白晋与马若瑟、傅圣泽等汉学家一起，对《易》、《春秋》、《老子》、《南淮子》、《道德经》等古籍进行探讨，从中找到与基督教一致的论旨，共同组成了“旧约象征学派”，其学说也曾主宰一时，在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大大地打开了欧洲人的眼界。据《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歌德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据说他在求学时就读过中国《四书》的拉丁文译本。歌德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花笺记》中《总论》作者钟映雪说：“《花笺记》分明尽是《庄子》、《史记》笔法，我读《花笺记》便以读《庄子》、《史记》之法读之。”显然，《花笺记》是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精神的。

       我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受到《花笺记》的影响。因为，尚无从考证诸如《花笺记》法文译本或拉丁文译本早于《少年维特之烦恼》问世的凭据。毕竟法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是西方传教士进行汉学研究的通行译本，而盛行于广东五百年的八大才子佳人小说之一《花笺记》竟如此晚被介绍到欧洲，本身值得怀疑。自唐代以来，广州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众多西方传教士聚集于此，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如，1731年马若瑟神甫在广州翻译了元杂剧《赵氏孤儿》。1775年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一剧在巴黎上演，轰动了整个欧洲。《赵氏孤儿》的翻译与改编是这一时期法国汉学界最大的创举。
       据《中国礼仪之争》和《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18世纪初，“中国礼仪之争”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化的极大兴趣，中国文化在欧洲得到了普及，由此拉近了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距离。欧洲人了解的中国文化基本上限于儒家，“敬天、祭祖、祀孔”都是官方儒家典章制度的一部分。为了向欧洲辩解耶稣会与儒家合作的缘由，儒家著作得到全面的翻译。1593年，利玛窦把儒家经典“四书”译为拉丁文，名为《中国四书》。这是西方人最早翻译的中国经典。这部《中国四书》后经金尼阁校阅，送回欧洲刊印。金尼阁继承了利玛窦的事业，在1626年译成了《中国五经》。18世纪最流行的是魏方济拉丁文的“四书”译本。儒家经典的翻译形成高潮。18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哲学家都参与到“中国礼仪之争”中，18世纪欧洲的思想大师伏尔泰，是当时最著名的中国文化爱好者，他对“中国礼仪之争”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对中国人的道德充满溢美之词。德国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对中国文化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700年他写了《关于儒家的俗礼》，直接参加“中国礼仪之争”，他认为儒家学说只是世俗的礼节，而非宗教。1716年，莱布尼兹写成了《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他对中国文化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基于“道”、“理”、“太极”、“太一”的“自然神学”，在此之上有“自然道德”。中国人的人性按照自然规律作“向善”的追求，而不是按照如基督教的绝对律令来“去恶”。这样，人的道德性和世界的物质性可以统一起来。莱布尼兹认为，中国文化为西方人解决人和宗教的冲突、科学和宗教的冲突，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另一位德国思想大师沃尔夫（1679—1754），他和莱布尼兹一样热衷于中国的文化。沃尔夫读了卫方济（1651—1729）翻译的“四书”，接受了耶稣会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中国人用孔子哲学，而不是用宗教来管理社会。1723年，沃尔夫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著名演讲，极力赞美孔子的道德哲学，认为儒家礼仪也是一项“中国智慧的原则”。
       以上论述在于说明中国儒家文化在18世纪对欧洲尤其德国的影响。从这一个侧面说明：德国文豪歌德（1749—1832）在求学阶段读中国《四书》的拉丁文本，并非偶然，而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的关注，这与他晚年热衷中国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他由此而获得“魏码的孔夫子”之称号。可以说明，他的道德感连通着中国的血脉，也自然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少年维特之烦恼》所表现出的道德感，如:忠、孝、仁、义、节等都震撼人心。这与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精神是何其的一致。
       通过对《花笺记》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文本比较分析和对中华文化影响传播的考证，我认为《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小说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全文完)

                            本文于 2012年5月12日刊登在《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

乾男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0灵儿猪0

因为我没有读过《花笺记》，《少年维特之烦恼》也快忘得差不多了，所以，不敢妄作评论。